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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舟百年,我们追寻“ 工匠精神”

2017-05-10 14:30:00来源:无锡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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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今年是紫砂泰斗、“ 一代宗师”顾景舟百年诞辰。年内,宜兴方面将举办“ 百年景舟纪念活动”。记者从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了解到,纪念活动将围绕八个方面展开,即:举办百年景舟——宜兴紫砂艺术展;印制《 百年景舟——宜兴紫砂精品画册》;征文并汇编《 百年景舟纪念文集》; 百年景舟与宜兴紫砂高峰论坛;拍摄电影民国时期江苏十大风云人物之顾景舟;印发《 顾景舟纪念邮册》;出版传记文学《 顾景舟传》;筹建顾景舟纪念馆。

  顾景舟为什么值得纪念?并不在于他的一把壶在拍卖会上拍出千万元的天价,而在于他毕其一生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守护与创新,在于他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 工匠精神”,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国人去国外买电饭煲、买马桶等事件引起大家对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之际,前不久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指出,中国制造业呼唤“ 工匠精神”。本期“ 太湖周刊”与您一起走近顾景舟,追寻他的“ 工匠精神”,并且邀请本地企业家共话“ 工匠精神”。


  景舟(1915-1996年),原名景洲,别称:曼晞、瘦萍、武陵逸人、荆南山樵,自号壶叟、老萍。他出生于宜兴紫砂世家,17岁开始学做紫砂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仿古制陶。20世纪50年代参与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紫砂生产工场的组建,被任命为“技术辅导”。20世纪70年代参与宜兴地区古窑址的发掘研究,先后发表数十万字紫砂陶艺论文。20世纪80年代参与组建“紫砂特艺班”、带徒授业,为弘扬紫砂文化不遗余力。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授予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光荣称号,被海内外誉为“紫砂泰斗”。

顾景舟:有文化的手艺人

  三月,宜兴沉浸在蒙蒙的烟雨中。

  这座繁华的江南小城里,饮食男女们潮水般四处涌动,通向紫砂产区丁蜀镇的陶都路上,车水马龙。

  紫砂村,距离市区不到十公里,村落里林立着数百家紫砂店铺。村口一家紫砂店里传来“咚-咚”的声响,那是一对男女在打泥条,累了抬头望一望窗外,然后低头继续摆弄自己的活计。

  村里的老人们讲,在“耕且陶焉”的紫砂村,这样的场景已经延续了几百年。

  时光回溯到1932年,年仅17岁的顾景舟也是从打泥条开始,一步步走上紫砂之路。与如今的这些手艺人一样,起初大多怀着学艺谋生念头,顾景舟也许不会想到,日后他会成为20世纪中国紫砂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二十来岁位列名手

  照片上的顾景舟是个精瘦的男人,中等个头,他有时戴着帽子,有时穿着皮夹克,着装与同时代的人并无太多不同,专注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严谨与干练。虽然身材不够魁梧,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

  公开的资料显示,顾景舟的家位于宜兴市丁蜀镇紫砂村291号。

  依照这个门牌号并不好找,不过你开口随便问一位村民,他们都能准确指引你找到顾家的旧址。

  根据村民的指引,老远处便看到“顾景舟故居旧址”字样。如今房子的主人是顾景舟的侄儿顾幼之,旧址的牌子也是他立的。这里是顾家的祖宅,原本是三进共七间屋,没有院墙。老房子早已毁坏,据顾幼之描述,顾景舟当时的住处有小书房,书房前有两株金桔树,后门通河,环境比较清幽。

  顾景舟原名景洲,原本有兄弟姐妹八人,后来因为战乱和疾病等原因先后夺取了五个孩子的生命,只剩下景洲、陆洲、锡洲三兄弟,顾景舟从排行老二变成了家里的老大。

  顾景舟很小的时候养成每天看书和睡午觉的习惯,这在农村青年中少之又少。因为家境困顿,小学毕业后,少年顾景舟开始随祖母邵氏学习制壶。

  他心高气傲同时也心灵手巧,干活有股特别的钻劲,紫砂泥一上手便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家里看到顾景舟做壶的天分,于是请了有点名气的陶艺师储铭来家里教授顾景舟。

  天分和后天的钻劲很快成就了顾景舟年少的名气。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是顾景舟的开门大弟子,他回忆,顾景舟曾不只一次讲过,自己不光能做好壶,一双巧手加上灵活的脑子去做飞机大炮一样出色。上个世纪90年代,一向极为自信的顾景舟曾在台湾公开介绍自己说:“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已经跻身名手之列,出名了。”

  ■“不光彩的往事

  ”顾景舟有自信的资本。

  20世纪20至30年代,宜兴的实业界人士和上海的一些工商业者,在宜兴、上海、无锡、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开设专营陶瓷的商店。当时上海经济繁荣,古玩市场红火,一些商店、公司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干脆聘请高手仿古做旧,冒充古董出售,这逐渐成为古董界投机取巧的伎俩。

  据徐汉棠回忆,1936年,一个叫郎玉书的古董商从上海到丁蜀来挖掘人才,在他聘请的人中有早就出名的王寅春、裴石民、蒋燕亭等人,二十出头的顾景舟因技艺出众也在聘请之列。

  顾景舟在郎氏艺苑从事仿古做陶,月薪6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月薪。“远赴上海做陶,是顾景舟紫砂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段经历。”顾景舟的另一位学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说。

  大都市给这位来自农村的青年以强烈的刺激和异样的新鲜。彼时,郎氏艺苑雇用了许多紫砂名手,形成了一个小环境的艺术氛围,顾景舟身在其中,耳濡目染,激烈的竞争激发了他的上进心。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和接触到古董商提供的明清两代的传世紫砂精品。

  “仿制古代精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悉心研究,揣摩它们的造型、制作手法,分析其精髓,无形中也就大大提高了仿制者的眼光和手艺。”徐秀棠说。

  上海的磨炼,顾景舟的技艺得到突飞猛进,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提高。

  然而据徐秀棠等长期跟随顾景舟的人回忆,对于上海的这一段经历,顾景舟一直讳莫如深。“他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曾说过要将这段往事带进棺材。”徐秀棠说,从技艺上说是得到突飞猛进,但是冒用先人印款防止古董对于当时的顾景舟来说是为了生计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功夫在壶外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1993年10月份,年近八旬的“一代宗师”顾景舟在台湾面对着众多媒体,即席全文背诵了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背完之后鸦雀无声,间隔几秒后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紫砂壶在港台已经相当流行,在媒体问及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受到许多台湾人欢迎这一现象上,顾景舟作了如上回答,通过邹忌没有在一片赞誉中洋洋自得,而是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例子,来表达自己的谦逊态度。

  顾景舟是一位文化修养极高的人。“有一次我没事在翻看《古文观止》,顾老看到了问我读什么书,看到是《出师表》这一篇,他随即说,你看着书我来背。”顾景舟晚年的保健医生赵江华说,结果背的一字不差。

  顾景舟一生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做壶和读书上,他特别重视手艺人的文化修养,并且认为紫砂技艺,“功夫在壶外”。

  原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随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经济随之一片萧条,往日繁华不再,紫莎业交易情况也跌入谷底,顾景舟回到了家乡宜兴。

  “当时从上海归来的他,刚满二十三岁,身怀一技之长,能书、能画,各方面条件相当出众。”徐汉棠说,然而就在才华和能力十分醒目的时候,顾景舟生天花了。

  生天花后的顾景舟脸上长了连片的麻子。这对天性好强的顾景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原本顾景舟对择偶的要求比较高,生了天花之后,‘高不成、低不就’导致他对终身大事越来越不愿意多作考虑,主要心思用在了制壶和读书学习上。”徐汉棠说。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有着相当文学功底的顾景舟在上海结交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画家,这其中有江寒汀、吴湖帆、来楚生。

  “因为他很少说起在上海的往事,我们一般推测他应该是带着壶坯去,一方面销售,同时也在店老板的引荐下与画家进行合作。”徐秀棠说。这些书画家年龄一般都比顾景舟大,从艺时间越长,经验丰富,因此在与他们的交往中,顾景舟的学识、视野得到很大开阔,艺术格调和创作思想也有所突破。

  1948年秋天前后,艺术技艺与人文学识日臻成熟的顾景舟正式将“景洲”易名为“景舟”,意思即自己是艺海中的一叶小舟,命运随着艺海的一舟搏击,自强不息。“他将自己的一生与紫砂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在这个领域勇往直前。”徐秀棠说。  (文扬)


有一种“工匠精神”叫“景舟”

  通常顾景舟是这样开始做壶的:衣服穿着整齐,手洗干净,工具台上搭子、复子、木拍子、木转盘、鳑鲏刀、铁尖刀、距车、墙车、竹拍子、泥扦子等排成长长的一列,抹布要放在右手边,水杯要放在左上角,每一个细节都很考究,并且坐要有坐姿。

  技艺是一方面,还要凭着一股子气势来做壶,“做得出,还要拿得住”。这就是顾景舟对自己和徒弟们的要求。

  如今,徐汉棠、徐秀棠等人虽已位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之列,然而还要时常回忆老师顾景舟早年的涓涓教导。

  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他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徐汉棠说。几乎每一位和顾景舟有过交集的人都知道“顾辅导”对工具极为重视。

  通常他的工具需要亲手做。做一把壶,要多少工具?顾景舟的一把掇只壶,有二十多道工序,一百二十多件工具。这一百二十多件工具,只用来做掇只壶;如果,换做另一种壶,那不少工具就要重做。壶不同,制壶的工具也应不同。

  由于顾景舟重视工具,所以在收徒弟的时候,他时常通过工具的制作来考验这个人是否有做紫砂壶的天赋。

  徐汉棠回忆,徐家和顾家的关系比较要好,徐汉棠的父亲提出请顾景舟教授他做壶,顾景舟当即提出让徐汉棠先自制一副规车(紫砂成型的工具),合格的话就收,不合格就不收。随后徐汉棠认真准备材料,不敢有一丝马虎,用了一个星期认真地做好了十把规车。通过顾景舟的检验徐汉棠才顺利成为其第一个徒弟。

  在紫砂工艺厂,跟着顾景舟的学员通常要花几个月时间制作和揣摩各种工具的用处,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几个月下来,每个人都收获了一套精美的工具。

  “学完制作工具,从打泥条开始练习。”徐秀棠说,我们一开始认为无非是用木槌拍打而已,然而顾景舟告诉大家,泥是有生命的,捶打前,泥在睡眠状态,需要捶醒。

  在顾景舟那里,捶泥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捶好的泥,有张力,有呼吸,这时,泥的状态最好,适合用来做壶。

  一件壶坯有些发干的时候,一般的艺人会用一个小喷水壶,将水雾喷在壶坯上。顾景舟则是将壶坯放进套缸里,旁边放一块湿泥,利用湿泥散发的潮气,以及套缸底部漫溢上来的水汽,慢慢缓解壶坯的干燥。“由于他对壶的要求很高,有时一把壶做一两个月,就这样每天做一点放到缸里,第二天拿出来再做。”徐秀棠说,这样的壶坯,通体干湿均匀,进窑烧成,不易开裂。

  泥怎么捶,也很讲究。“多大的泥捶打多长时间,规定的时间捶多少下,这些都有具体的要求。”顾景舟举起木槌,先是举重若轻,由慢转快,纷如雨点,影劈落江。经过这一番捶打,再把紫砂泥抓在手里,干湿、硬烂恰到好处。

  “他的徒弟葛陶中时常因为捶泥或一些细节做不好,让他从后脑勺一尺子打了过去。”顾景舟的保健医生赵江华说,在紫砂厂里,一听说顾辅导来了,车间里立马变得鸦雀无声,大家脚放好,腰挺直,埋头认真做壶。顾景舟要是走到谁的身后,那是大气不敢出一声,通常顾景舟不说话就已经是一种肯定了。

  二

  紫砂壶作为一种手艺活,长期以来全凭经验传授,制作流程中存在某些散漫随意、苟且敷衍、尺寸长短等技术要领工匠师傅们通常随性而为,因而传承上存在一定难度。

  顾景舟与一般的工匠手艺人不同,他让做壶的很多技术开始有来路、有出处,有量化、有规范。

  “从1958年开始,他带着徒弟将近百个紫砂壶品种进行一些尺寸的标准化,做出了一批可供参考的石膏模子,可惜随着紫砂工艺厂改制,这些石膏模子大都散落了出去。”徐秀棠说。

  以前师傅带徒弟,师父一边做,徒弟在一边看或者徒弟做壶,师父手把手指导。从顾景舟开始,尝试通过一些初级的理论教材来给大家上课。“我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小学毕业,当时在毛家大院里住在顾辅导家楼上,虽不是他的徒弟,但他经常喊我到他屋子给我讲几何原理,什么叫抛物线、曲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汪寅仙说,与同时代的几位大师相比,顾景舟年纪轻一些,各方面要求更高、更严谨,通过初级的教材、理论授课培养了一大批紫砂人才。

  “他平时总不忘要求我们提高文化水平和综合素养,他认为做壶人的精神状态决定一把壶的好与坏。”徐秀棠说。经过顾景舟指导的陶艺人都牢记:制壶时,艺人的心性、气质、手感、精神状态,会毫无保留地融入壶中。即便是同一个艺人,同时制作的几把同一款式的壶,也会因为此时与彼时手感的不一致性、心境、状态的不一致性,而产生微妙的区别。

  “顾景舟在追求做一把好壶的同时一直也在力求做一个正直的‘好人’。”宜兴市作协主席徐风说,在写作《顾景舟传》的过程中,徐风通过多方求证获得了很多关于顾景舟的鲜活素材。

  有一年宜兴市举办陶艺节,在举办之前,顾景舟等人的紫砂壶被人盗走了。公安部门很快破获案件,抓住嫌疑人,当地相关部门表示要严办盗壶的人。然而顾景舟听说后,多方找人给盗壶的人求情,因为他认为,人的生命要远远比他的几把壶重要;还有一位顾景舟的好朋友,一直想要他的一把壶却未能如愿,不料随后这位朋友事业遇到困难,意志消沉动了轻生的念头,顾景舟听说后特地赶过去送了一把壶给这位友人,鼓励他振作起来,不要放弃生命。这就是顾景舟的品性。

  “跟我的人,无文化者得我技,有文化者得我艺。”这也是顾景舟说过的一句话。 (文扬)

  徐风:他打通了文士和工匠间的隔阂

  国家一级作家、宜兴市作协主席徐风先生所著的《顾景舟传》全书共25万余字,目前已经完稿。书中包括100多幅图片,不少图片和文字是首次披露,预计在今年六七月份出版,首印两万余册。另外《顾景舟传》还有杂志版,将刊于今年的《中国作家》第五期。

  记者:《顾景舟传》是一本怎样的书?

  徐风:该书的定位是非虚构的紫砂文本、长篇文学传记。跟传统的报告文学不同,该书力求“去报告文学化”。传统的报告文学一般由采访、资料和议论构成。该本书主要用散文、特写、小说等非虚构的文学叙事方式,致力于将各种文体打通。在真实的情节和细节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化的审美创造,和读者一起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用文字来修复和重现历史现场。

  记者:写作经历了哪些过程,遇到哪些困难?

  徐风:前后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采访了70多人次,跑了近10个城市,台北、北京、上海等地与顾景舟有交集的城市都去了一趟,面对面和人聊顾景舟。比较困难的是一些人为了和顾景舟沾上关系而虚构、编造一些事实,这些情况需要警惕和鉴别,也浪费了一部分精力。

  记者:您觉得写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徐风:写出了传统手艺在二十世纪中的命运,通过对顾景舟的书写,来叙述江南的艺术史、器物史、手艺史和风俗史对紫砂艺术成长的影响,这也是该书的大背景。这样的背景下,写一个有文化的手艺人,在百年动荡变迁中的铮铮风骨。通过顾景舟一生的命运写出人与紫砂、人与时代、人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同时也向读者表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脊梁在广袤民间,真正的民族英雄不只是那些叱咤风云的人,而像顾景舟这样长期默默无闻的底层的手艺人同样值得铭记。

  记者:顾景舟最感染您的地方是什么?

  徐风:我们对顾景舟的评价并不是他的壶值多少多少钱。顾景舟用自己的一生,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守护一门古老手工艺的尊严。他打通了文士和工匠之间的隔阂。传统上,有文化的人、做官的人看不起有手艺的人,而有手艺的人又没有相应的文化,顾景舟二者兼备,且将技艺与文化融化为自己的风骨。

  记者:说一说顾景舟的风骨。

  徐风: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是在1983年,当时的名称叫“中国工艺美术家”,一般人只知道,首届评审宜兴无人申报。实际上经过我多方求证,当时的情况是,省里有个权贵说顾景舟可以参评,但要送两把壶来。结果生性耿直的顾景舟知道后非常愤怒,他将填了一半的参评表格扔到抽屉里,结果省里的那位权贵也很恼火,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顾景舟坚持没有参评,他拒绝参评,其他人出于对顾景舟的敬重,也都没有参评。所以,首届评审宜兴空缺。书中还有大量能体现顾景舟风骨的事实。

  记者:当代还能出现顾景舟这样的“一代宗师”吗?

  徐风: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这本书中用大量的写实来回答,什么是一代宗师,怎么样成为一代宗师。培育顾景舟的江南文化土壤有多少留存与嬗变,有多少迷茫与歧义,有多少希冀与新生?这需要广大读者一起思考。

  杨飞:从收藏紫砂壶到珍藏一种精神

  中超集团董事长杨飞先生是有名的紫砂壶收藏家,据杨飞介绍,他于十余年前开始接触顾景舟的紫砂壶作品,目前收藏顾景舟的壶超过30把。

  记者:在您心目中,顾景舟是一位怎样的人?

  杨飞:顾景舟是二十世纪紫砂大师中的代表性人物,促进了宜兴紫砂产业不断向前发展。

  记者:您最欣赏顾景舟的哪些精神?

  杨飞:他在壶艺上精益求精,做事严谨、认真并且徒弟众多,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培养出了一批紫砂大师。在这一点上,我在管理企业的时候有所借鉴。我在中超集团培养人才并鼓励他们大胆出去创业,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目前公司的一些骨干人员在我的鼓励下尝试创业,科耐特电缆和南京中超新材料两家作为中超的子公司成功在新三板挂牌。这和顾景舟真诚、用心地带徒弟,帮助徒弟成长为国家级大师是一个道理。

  记者:目前紫砂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后“顾景舟时代”,今后将会呈怎么样的发展走势?

  杨飞:今后,不会再出现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把紫砂壶的市场现象。紫砂壶将出现两种路径,一种是作为艺术品面向极少数人的收藏市场;另一种是越来越贴近大众生活,紫砂壶的功能美、实用性将不断放大,价格也会达到大众普遍能接受的层次,优质的紫砂壶走进寻常百姓家。

  记者:前不久,国人纷纷前去日本买电饭煲等引发大家热议,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您对此怎么看?

  杨飞: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与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相比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不过,中国制造业的一些技术还是不错的,缺的是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品牌的营销能力。当前中超集团在主业线缆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地做大紫砂文化并且与资本市场对接,开拓性地搭建平台开展紫砂质押融资业务,就是在整合各种资源,提高品牌影响力。

  蒋东良:好企业才能传承“工匠精神”

  蒋东良是宜兴工业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获得十多个建筑行业最高奖“鲁班奖”。

  记者:鲁班和顾景舟身上都具有可贵的“工匠精神”,您的公司获得十多个“鲁班奖”,应该说很好地传承了这种“工匠精神”,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蒋东良:曾经为了做好一个建筑安装工程,我们从上海、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5家分公司6000多名工人中选出900多名优秀工人,投入到这项工程的施工一线。如果将安装中所解决的每个技术难题记录下来,我们足可以编一本厚厚的书。就凭着这种精益求精的坚持,让我们获得一个又一个荣誉。

  记者:您觉得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如何才能很好地传承“工匠精神”?

  蒋东良:过去一段时间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新常态”,“新常态”促使我思考企业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我想“工匠精神”应该是企业追求的一个方向。有时候一个体量很大的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如路边卖油条的摊点。企业办得好与不好,仅靠市场来评判还不够,政府更应该制定一个“好企业”标准,让更多的企业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记者: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才叫“好企业”?

  蒋东良:“好企业”标准则应该从税收、就业、质量、可持续发展和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来考虑。企业的纳税情况直接可以反映企业效益的好坏,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之道,另外企业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是企业持久发展的动力之本。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也是考量企业的一个重要维度。当前,转型发展进入攻坚战,能否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企业能否长期生存的重要指标。这几个方面是构成好企业标准的重要内容,其实“工匠精神”也包含在这个标准之中。

  詹纯新:制造业强国呼唤“工匠精神”回归

  詹纯新,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专注于工程机械领域的科研和企业管理工作,在促进科技产业化、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科研院所改制等重大课题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曾荣获工程机械行业唯一“中国杰出质量人奖”。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认为,与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不缺技术,而是缺少一种“工匠精神”,如果不唤起“工匠精神”,中国就谈不上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呼唤极致工匠精神的回归。”詹纯新说。

  何为工匠精神?在詹纯新看来,良好的工匠需要对每件产品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致。视技术为艺术,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成为专业精神的代表。

  我国工业及制造业虽然有较强的根基,但产品功能、质量等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往往是“设计出来了,却造不出来”。主要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缺乏熟练产业工人,企业和工人对“工匠精神”的认识有缺失,急功近利,只注重效益和产出比,不追求产品性能和质量的极致。

  詹纯新介绍,目前,德国等老牌工业强国发动的“工业4.0革命”席卷全球。如果中国制造业在这次产业革命中不能守住现有优势,做出更新更强的业绩,就很可能失去市场地位和技术优势,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影响。只有具备优异的制造能力,才具备基本的竞争能力。中国必须尽早、尽多地培养熟练的高素质产业工人,才能在工业人口基数减少的不利环境下守住核心竞争力。

  “工匠精神,要渗透到每一个制造业工人和管理者的心灵深处。”詹纯新认为,推动工匠精神的回归,需要加强培训、管理、激励及岗位流动机制。要与社会各界开展互动,促进工匠精神的传播与交流。要进一步提高对职业、技能教育的重视,让全社会意识到工匠精神的可贵。 (蒙志军 乔伊蕾


  刘晨:“工匠精神”助力“中国制造2025”

  记者:中国制造在传承“工匠精神”方面与国外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吗?

  刘晨:从我们从事的领域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消费国家。就家用电视而言,中国每年的市场容量为4500万台,约占全球出库量的20%,其中99%是中国制造,但是其单价值远低于合资品牌20%;日韩系常年处于技术、品牌、利润垄断地位,而中国彩电厂家一直扮演着资金、劳动密集型组装厂的角色,正应了今年两会委员们提出的“中国制造大而不强”。

  记者: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存在哪些新的挑战?

  刘晨:作为制造型企业,产品是企业的生命线,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冲击,已经从“卖产品”到“用户定义产品”转型了,用户对产品的体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制造型企业来说是一个更高的挑战。

  记者:“工匠精神”在当下有哪些新的时代使命?

  刘晨:目前国内家电企业纷纷加入无屏电视的研发、生产和推广阵营中,让显示屏不再成为阻碍中国创造的瓶颈,凸显“工匠精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工匠精神”的回归是“中国制造2025”的应有之义。

  我认为产品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产品,是对企业最基本的要求,通过技术创新、智能创新等实现所在行业的产品领先,才是真正助力“中国制造2025”。

  刘晨,江苏宜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致力于在投影显示领域打造中国品牌。

[责任编辑: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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