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溪胜迹》读后

苏迅

　 　　　　无锡涉及地方文化的图书近几年出版不少，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气象，但质量高的并不多。无锡市文化遗产局编著的《梁溪胜迹》近日由凤凰出版社无锡分社出版，读后觉得是近年此类出版物中难得的上乘之作。

　　《梁溪胜迹》这部书的编撰理念是比较新颖的。既非完全按照历史沿革顺序纵向编撰，也非完全按照社会结构或者城市组成横向排布，而是混合结构，既表现了无锡历史的发展条贯性，也突出了现代城市的功能特性，有利于按照当代心理对无锡的人文传统进行理解和接受。

　　而此书采用以图为主，图文并茂的形式编撰，可以说更是适应了当代人的阅读习惯。书中运用了新老照片对照，整体风貌与细节对照等处理方式，其视觉效果都是以往以文字为主的书籍所难企及的。尤其是对于无锡民族工商业，很多遗迹和实物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幸亏有照片资料在，弥补了部分现实的缺憾。从中也可以看出，编撰人员搜罗资料用心之细，宣力之勤。若非十余年前就开始注意拍摄和积累，现今是很难再从图像上展现很多具象的了。所以说，要编撰一部质量好的图书，绝对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催生实现的。唯一遗憾的是部分老照片清晰度和摄影技术有所欠缺。书中部分照片前后重出，也是一瑕疵。

　　一部好书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好书，仅仅在视觉效果上有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梁溪胜迹》质量的最大的体现，是此书吸收融合了最近的文化研究成果而且裁剪严谨，这是官方图书最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引证规范。此书所持论据典籍十分专业，尤其是在上古史料运用上，所执皆是《诗经》、《论衡》、《汉书》、《越绝书》等大经大典。在地方文化的研究上是很容易对史料失辨的，以致论据真伪掺杂。而此书杜绝了这一问题，所论堂皇，其理甚正，可以看出在史料运用上的功夫；其次，论点雅正。学术以求真为第一要义，必须不惟上不盲目，而这点在目前学界很难真正实现，垄断话语权与盲目风从的现象比比皆是。《梁溪胜迹》在许多论点上却权衡适中。如对鸿山战国墓的论述，始终规避了所谓“越国墓”的提法，而是强调了该墓所体现的吴文化与越文化、楚文化的交相辉映，这既是严谨的做法也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再次，论证宏丽。此书中体现出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似乎是第一次见到，应当是编撰者的首功。譬如在无锡建城史的研究中，《无锡历史沿革简表》虽然看似简单的一张图表，却是需要扎实的钩沉索玄才能做到，按我的看法，这张图表的制作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篇论文。这是做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应当对做这项工作的劳动者表示敬意！而《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４９年荣氏企业简况表》、《无锡六大资本集团之外的著名民族工商业家所办主要企业一览表》等表格，也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体现出此书编撰者深厚的研究功力。

　　自然，此书中也有一些小小失误或者值得商榷之处。譬如对于周舜卿创办的信成银行，书中认为“是我国第一家商办银行”，此论断是错误的。信成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商办储蓄银行，而非最早商办银行，关于此点１０多年前就有人论及，在当时的《无锡文博》上就曾经有专文讨论。工商博物馆的展览词中涉及此点，就没有混淆，而在《梁溪胜迹》中却失于检点了。譬如对于鸿山战国墓出土的玉飞凤，认为是“精微雕”玉器作品（新区有的宣传资料径直认定其为“我国最早的微雕玉器”），我认为都是不妥当的。因为所谓“微雕”的具体体量标准到底是多少，本身很模糊，无法界定，因此无法说明玉飞凤是否能够属于“微雕”（自然也无法说明是“精微雕”），更无法说明其为最早的作品。玉飞凤长度在３厘米余，而只要翻看杨伯达主编的《中国玉器全集》就可以发现，仿佛大小的高古玉器其实是比较多的，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中即出土有高４厘米的圆雕玉熊等玉器，周身雕刻花纹，此件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曾侯乙墓中曾经出土２１件圆雕动物玉器，长度从１．２厘米到２．４厘米之间不等，且这些动物圆雕的年份都等于或早于鸿山墓。台湾艺术家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中国文物大系之一”《中国玉器大全》中即著录一件战国时期“鸟形针器”，其实与鸿山出土的飞凤极其相似，精美程度也一致，高度为３．８厘米，所以说玉飞凤是“精微雕”或“微雕”都不严谨，说是“最早的微雕玉器”则更是错误的。譬如在“无锡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部分，有一件标注为“明 玉龙”的青玉制品，年代和名称都标注错误。此件玉器正确的名称应该是“龙凤佩”，年代应当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应当属于墓葬玉器中常见器型。这件玉器的工艺与包浆、钙化都很开门，是典型到代的器物，定为“明”我认为是错的。(江南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