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学者王元化读了陈修良著的《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后，感慨万千。9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他的一篇读后感，现摘编如下。
坚持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以为这本书写得最精辟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从这方面显示了孙冶方的内心生活和精神面貌。1958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孙冶方冒着危险提出了“价值论”。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邀孙冶方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
，康生也几次约他“座谈” ，鼓励他尽量“放” ，以便收集他的“修正主义罪证” ，以后再将他一棍子打死。他不顾好心人的劝告，虽然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仍旧决定参加。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1963年底，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有人劝他：“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 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继续写这方面的文章。
1964年，康生、陈伯达根据孙冶方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参加会议，讨论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
就这样承坦了政治责任。在会上，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之后，严正声明说：“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在重重的压力下，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有的人灰心失望准备改行。可是他在会上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
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带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声音。 他坐了7年的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他的“论战书”，他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85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7年铁窗生活。1975年形势有所改变，他被释放出狱。当押他回家的造反派在汽车上警告他“要老实做人”时，他回答：“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他回家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他目睹许多被指为“右倾翻案风的盲从者” 也跟着去批邓，心中感到非常忧虑。一次，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
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 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文革”后，他快70岁了，仍努力学德文，作调查研究，写文章，读书作笔记。有几件事，不能不提。一件是，他在1977年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载他通过读书和思考，认识到权力的腐蚀作用。这对他来说是椫卮蠓⑾帧；褂幸患拢?978年6月下旬，他从外地讲学回来，对于“唯上”的学风提出批评。他以马寅初的人口论为例，十分赞赏马老在1959年遭到围攻时说的一段话：“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评者们投降。”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甘冒不韪，迎着压力和打击，去伸张正义，去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为中国的脊梁。他们是应该载入史册，让人永志不忘的。
修良大姐特别提到1982年他为影片《天云山传奇》进行的申辩。这部影片是根据小说拍摄的，放映不久就被某些报刊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
，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化上的反映 ” 。当时他以一个文学圈外的学者，对这种无理的指责进行了抗争。他不顾别人对他的劝告(要他“别管闲事”)，也不顾自己身患绝症(他写这篇文章距他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而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了这场论争中去。我想在他身上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精神力量，是来自他的信念，也来自他从30年代讨论歌颂与暴露问题时就形成的观点。
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修良大姐说，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争论不休的问题” 。她认为孙冶方提出的观点特别值得重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这个问题竟成为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呢?
事情不在问题本身，而在它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涉及到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在于它不会产生异化现象，因而也就不会存在任何黑暗、丑恶?????ü??
?、腐败的东西。提出暴露只是别有用心，想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是不会产生异化，而是在于它敢于公开揭露那些黑暗、丑恶、腐败的东西，它可以依靠社会内部自身的力量，即民主的体制、健全的法律、舆论的监督这些自我调节的手段去加以克服，因而暴露是不可少的。修良大姐和孙冶方都坚持后面一种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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