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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大儒书院梦——马一浮与复性书院

2016-03-29 13:16:00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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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先生 

  楔子:侧身天地更怀古   

  一个多世纪之前的1905年,也就是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取士,改设新学学堂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孤身一人来到浙江杭州,寄居在西湖边的一所寺庙中。他来杭州,是为了去杭州著名的“文澜阁”藏书楼通读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在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的历史背景下,此举显得颇为不合时宜。

  然而,此人并非不识天下大势的井蛙,也不是因循守旧的陋儒。他年纪轻轻,已经创造了一段常人难以企及的辉煌:1883年,他出身浙江绍兴的诗礼世家,自幼天资过人,学业卓异,十六岁时参加县试一举夺魁,从此名闻乡里(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时与试,都考了三十几名);随即,他被浙江名绅汤寿潜看中,招为乘龙快婿,抱得美人归;翌年,他到上海改学西学,又很快学有所成,几年后便精通数门外语,和朋友办报宣传西方思想,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弄潮儿;1903年,他因英文优异被聘为清政府驻美使馆的职员,到美国圣路易斯市任职,后来又去欧洲游历,沐浴欧风美雨,遍窥西学典籍,甚至开中国人研读马克思主义之先河。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正当文化界期待这位青年才子以更嘹亮的革命号角刷新故国视听时,他却放弃了一切西学上的计划,来到杭州的孤山之畔,推开了文澜阁的大门,重新捧起了落满尘埃的线装古书。一个洋装笔挺的新派青年消失了,许多年后,古老的藏书楼中,走出了一位长须飘然的国学大师、书法名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剧变,他在传统儒学的怀抱中新生了。

  他原名马浮,字“一浮”,后来遂以字行。从1905年到1937年,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粗茶淡饭,读书练笔,成为他生命的基调。他在杭州寺庙或陋巷的隐居生涯中,把生命的盛年用于对儒学渊深精纯的追求上,因而被后人称为“隐士儒宗”。

  一.扶老谈经兵乱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一浮由儒入道,由道入佛,又由佛返儒,出入三教,吐纳六经,学问日深,书法日精,名声也越来越大。知识界渐渐听说,在杭州有一位会通中西、平章华梵的马一浮,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大儒。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宗白华等许多当时或后来的文化名人都曾向他问学。李叔同的赞语后来一直被人传诵:“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据说,1918年李叔同的弃世出家,就是受马一浮的影响所致。

  

  然而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马一浮的生活却异常平静,既没有罗曼史的爱情,也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漩涡,甚至从未参与知识界的几次大论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的生活才发生了巨变,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竺可桢和马一浮相识于1936年,那时竺可桢刚出任浙大校长,登门拜访马一浮,请他出山在浙大任教,被拒。1937年,日本侵华,竺可桢再次恳请马一浮出山任教,说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更应当保存命脉,弘扬国学。马一浮觉得,民国以来,非儒疑古思潮盛行,中国文化精神逐渐沦于虚无,而目前这场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大变局,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复振的一大契机,于是破例同意到浙大担任“特约国学讲师”。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就这样,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二.春入巴渝草色寒   

  马一浮并不想在大学久居,他真正向往的是古典式的“书院”。中国的书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兴起于民间,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都曾在书院讲学,正是体制独立、学术自由、学风淳厚的书院赋予了他们的思想以长久的生命力。晚清以来,随着西式教育的兴起,书院也被废止。马一浮对此甚为抱憾,早年以来,他就想要成立一所融会中西文化的“通儒院”,“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不但研习传统学术,也要兼通西方语文,延请中外学者分别指导,这样“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按他的设想,这种新型书院,本身是从传统书院制度中生长出来,又吸收若干西方教育的长处,将成为中西文化会通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这个理想一度似乎有了实现的机会。1912年,辛亥革命后新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素闻马一浮的才具,写信给他,请他出山任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欣然应允,前往南京赴任。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民国政府规划中的未来教育完全是欧式的,创立“通儒院”更当是天方夜谭。马一浮坚持“经不可废”,却得不到蔡元培的支持,半个月后即辞职。这是马一浮一生中唯一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出仕”。

  马一浮痛苦地认识到,他曾经向往的革命不只要推翻一个清廷,而且也要打倒数千年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儒学经典的崇高价值,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下,将被彻底消解。唯一的选择是退回民间,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

  1938年底, 一个难得的契机出现了。抗战以来,不少马一浮的朋友和弟子在重庆活动,倡议成立书院,最终竟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很快,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作为创办书院的基金,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电报到宜山请马一浮入川主持。马一浮特别强调说:

  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有教外别传,应超然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

  为此,马一浮提出,书院的经费必须完全是来自社会捐赠。政府拨给的款项,仅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捐款,以保证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来,书院必须独立存在,如果有国家权力的参与,必将转而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务,书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

  这些要求,国民政府都表示同意,并允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春,马一浮经贵州入蜀。半个世纪以前,他出生于成都,幼年也在蜀中度过,此番故地重游,不禁悲欣交集,沉痛、感伤、希望、焦虑和决心一时俱涌上心头,融入了随口吟出的诗句之中:

  平怀忧乐觉天宽,危栈盘纡识路难。野老争言兵后恨,乱山都在雾中看。地经骆越人烟少,春入巴渝草色寒。万里萧条长极目,残年敢计一身安。(《自桂经黔入蜀道中述怀》)

  马一浮到重庆后,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蒋介石亲自宴请,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把马一浮拉到一边,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介石不禁愕然。马一浮终不愿为“帝王师”,卷入政治漩涡中,所以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书院事务上,蒋介石当即允诺,拨款三万元作为建院基金。  3月,教育部主持下,书院的筹委会成立(后改为董事会),成员包括沈尹默、熊十力、梁漱溟、谢无量、贺昌群等名流。马一浮被聘为“主讲”,实际主持书院工作。

  书院的地点选在四川乐山县的乌尤山上,离马一浮幼年住的仁寿县不远。这里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的汇合处。三条大江从不同方向涌来,簇拥着一座青翠欲滴的山峰,面朝乐山大佛,背靠秀丽如屏的峨嵋山,可谓钟天地之灵气。山中有一条小溪,名“麻濠”,后来马一浮的居所就位于溪边,马一浮自号“濠叟”,就是因此溪而起。山上还有一座古台,据说是晋代郭璞注《尔雅》的所在,因名“尔雅台”,这里是后来书院师生聚会的佳处。书院的房屋,暂时借用山上乌尤寺的僧房。

  至于书院的名字,马一浮早已想好,称“复性书院”,因为“复性”二字代表了他思想的精髓,他说:

  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

  “诚”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本性,但被后天的惯习物欲所沾染遮蔽,无法显现;教育即是由知识由外而内的澄明,合以本性由内而外的发显,知行合一,体用一如,使人的本性恢复如初。这就是“复性”二字的精义所在。马一浮是以“复性”统摄理学,以理学统摄六艺,以六艺统摄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统摄西洋、印度诸文化,构成一个“月映万川”般博大圆融的思想体系。

  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因为待遇不错,共有八百多人报名。遴选之下,只招了三十多个学生,教师、教工、杂役,总共六十多人。

  三.一段孤怀谁领得  1939年9月15日,乌尤山上,复性书院举行了朴素而庄重的开讲礼。在熹微的晨光中,以马一浮为首,全院师生一起肃立,向先圣孔子的牌位焚香行礼,然后宾主、师生、同学之间彼此行礼。一千多年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大地上蔚为规模,然而境过时迁,几乎绝迹。现在,在抗战的烽火中,它又如同凤凰一样重生了。观礼的人们不由感慨万分。

  

  开讲礼之后,由马一浮发言,他的第一句话便铿锵有力: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而后能显常。

  在清晨的山风中,复性书院的学生们迎来了他们毕生难忘的第一课。

  书院的课程设置是马一浮精心拟定的,颇能反映出他思想的构架:首先是“群经大义”,阐发六经的精义,用六艺统摄一切文化;然后继之以“四科”:玄学,义学,禅学,理学。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书院还拟开设西方哲学一科,以期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够有所旁通。

  马一浮亲任“群经大义”及“理学”二课,并希望延请其他相关的优秀学者前来讲学,而特别倚重的则是梁漱溟、熊十力两位挚友。他们三人是当时新儒学阵营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人称“三圣”,而彼此之间的交情也有十几年了。

  梁漱溟是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早年因与胡适等辩驳中西文化路向不同而一举成名,中年奔波南北,致力于乡村建设,后来更因直谏毛泽东而震惊天下。他于1921年以后学之礼拜见马一浮,此后一直书信往来不断。熊十力与马一浮的交往则更有戏剧性。1929年,熊十力来杭州慕名拜访马一浮,苦于马一浮不轻易见客,又无人介绍,只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著作《新唯识论》的手稿求见。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几个星期都没有消息。熊十力正感失望时,一日忽然有客造访,通报姓名,正是马一浮。熊十力大喜,却又忍不住说,马先生何不早作回复,让我好一番苦等。马一浮从容道:本当早日奉教,正是因为阁下寄来了大作,我只好仔细读完了,才来拜访。二人相对大笑,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但梁、熊都长期在北大任教,而马一浮独居杭州,共处的机会不多。1933年,梁、熊二人在暑假率弟子南下探访马一浮,成为三人唯一一次共同相聚,有人将此比为南宋朱熹、吕祖谦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当年的合影还摆在案头,现在,马一浮殷切希望梁、熊二位老友同来书院任教,长期共事。

  熊十力是筹办书院的元老,本来到书院任教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此后与马一浮书札往来,讨论书院的发展规划,二人意见颇有出入,熊十力同时又接到西南联大的邀约,不由有些踌躇。马一浮再三力邀, 熊十力才下定决心,来到乐山,二人再度聚首。

  开讲之日,二人都对学生演讲,对书院的地位、性质、规划和方向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多有不合,分裂开始公开化。在熊十力看来,书院应该由国家包下来,扩大招生,资金充足,学生的出路也有着落;马一浮却坚持书院的独立性,不受政府机关的支配,学生宁缺毋滥,出路问题自己解决,书院不是谋出路的工具。显然,分歧是根本性的。

  二人一个狂傲,一个狷介,各执己见,互不让步,但毕竟马一浮说了算,熊十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此时离书院开办还不到两个月。熊十力离去后,梁最终也没有来书院任教。

  当年的“鹅湖之会”果真一语成谶,正如朱熹和陆九渊的分道扬镳一样,马一浮和熊十力之间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程度。

  四.万事车轮直下坡  

  熊十力走后,千头万绪的问题一时都冒了出来。书院基本上只有马一浮一人授课,不少课程只有搁置。不少学生本来不过想在战乱时期找个避难所,到头来却受不了书院的清苦生活,也不告而别,偷偷溜走,让马一浮大为震惊。同时,董事会一些人把书院当成吃闲饭的所在,介绍亲友来书院任教或读书,而人选往往又不甚合适,马一浮一丝不苟,加以拒绝,自然得罪了不少要人。马一浮的一些思想见解,不少人也不以为然,甚至借熊十力离校的事情大做文章。即使是一些同情马一浮的人士,也觉得他做事过于拘谨,不够通达。明明暗暗的阻力越来越多,马一浮毕竟长期闭门读书,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加上对“义理”的执著,和周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给弟子的一封信中, 马一浮叹道:

  在今日世法中,乃绝无义理可言。吾所持为义理应尔者,他人视之或以为不合时宜,或竟毫不措意。以素相知爱之久如熊先生,犹不能箭锋相柱,函盖相合,各说各的话,何况余人!

  更严重的是资金问题,马一浮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然而战争时期,根本筹不到那么多款项,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定期拨款。而政府方面,最初说是以宾礼相待,然而实际操作中原定的拨款也常常迟不到位,学校师生,有时几乎要断炊,马一浮不得不再三发电询问,形同乞讨。

  勉强支持了两个学期后,1940年7月,马一浮忽然接到教育部通知,要他将书院教师的履历和所用教材“送部备核”,完全是一副上级对下级的口吻。马一浮脾气再好,此时也忍耐不住,于是写信质问教育部长陈立夫说:当初你们信誓旦旦,说“始终以宾礼相待”,今天却又要“送部备核”。书院的教师,是自由学者,不是教育部的雇员;书院的教材,是圣经贤传,不是今人的著作,考核者惟在程朱,折中者惟有孔孟。

  教育部的公文,更加促使马一浮下定了决心。终于,1941年5月,马一浮停止授课,遣散学生,结束了他一年零八个月的讲学生涯。后来,这段时期的讲稿和答问辑成《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二书出版,成为从不著书立说的马一浮的代表作。  公平地说,复性书院的停讲,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也有战争所带来很多问题,但马一浮本人的不善经营也是一大原因。他毕竟书生气太重,为人端方固执,在并非“人皆尧舜”的现实社会,难免会处处碰壁。当然,更根本的困境在于现代社会体制本身对书院的排斥,正如马一浮所说:若是妥协太多,书院也不成其为书院,还有何意义?直到今天,类似的悖论还困扰着马一浮的精神传人们。

  对于书院草草落幕的结局,马一浮其实早有预感,1940年3月,他在告书院诸生的一则启事中就说:“书院亦是缘生法,待缘而兴。缘具则暂存,缘阙则立息。此于道绝无增损。”那段时间,他常常踯躅于尔雅台上,在松风吹拂下,眺望千峰万壑,俯览碧林清江,思考着自己和书院因缘聚散,起灭轮回。…

  静树深如海,晴天碧四垂。一江流浩瀚,千圣接孤危。聚沫观无始,因风阅来吹。虫鱼知已细,何物有成亏。(《尔雅台》)

  五.乘风归去月明时  

  复性书院并没有倒闭,而是转为以刻书为主,马一浮希望以此保存一点文化血脉。几年间,书院克服种种困难,刻了《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两部丛书,以经典注疏和儒学语录为主,其中包括不少马一浮担心可能因战火而佚失的冷僻著作。刻这样的书,自然卖不了钱。实际上,由于经费阙如,整个刻书事业是马一浮靠大书法家的身份鬻字维持的。马一浮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只要书院还在,将来抗战胜利,环境好转,也许就可以延请教师,重新招生,再度振兴。

  抗战结束后,马一浮提出,书院要及时东迁,此后恢复招生,扩大刻书,继续发展。1946年5月,马一浮离开了居住了六年多的乌尤山,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来。然而重振书院的希望,很快就在内战的硝烟中破灭了。战事连年,经济凋敝,书院不要说扩大发展,就连维持下去也越来越难。终于,1948年秋,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复性书院也正式宣告结束,此时离书院的开始筹建,正好十年。

  马一浮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似乎一切在划了一个大圆之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正在发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一浮不少过去的朋友,不是已经流亡海外,就是正在艰难地“改造思想”。然而新政权出于统战的考虑,并未打扰马一浮在西湖边的隐居生活,还拨出可观的经费,让马一浮能够安享晚年。总的来说,马一浮的晚年生活平静而舒适。

  然而马一浮的世界已经仅限于他的书房,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也许知道真的是“不合时宜”了,四九年以后,他除了写写旧诗以外,再也没有思想著作问世,更不用说当年创办书院,在民间弘扬儒学的理想了。只是偶尔,他会在诗中追忆那个往昔的梦想:

  百劫千生示不迁,前尘如梦复如烟。编蓬采药多年事,云水溪山尚宛然。(《记梦》)

  1966年, 马一浮理所当然成了“封建遗老”、“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抄家,扫地出门,蜷缩在书房中的文化世界也终于崩溃。马一浮毕生收藏的书画大半被狂热的红卫兵焚毁。翌年,马一浮病逝,享年八十五岁。据在场者说,马一浮的死,是平静而从容的。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时代和梦想也随之一同逝去,不留下一丝痕迹。正如马一浮自撰的墓志铭中所写:

  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三十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世纪末,又是一个世纪初。又是似曾相识的问题与主义,似曾相识的全盘西化和国学热,似曾相识的教育和体制改革,在一遍遍的轮回中回到从不曾尘埃落定的中国。又是一个注定要在艰难选择间徘徊的时代。只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马一浮和复性书院。最后的儒者早已死去,最后的书院早已坍塌,我们,又何去何从呢?

  按:各节标题皆取自马一浮本人的诗句。

[责任编辑: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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