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汪海若

　　我的父亲汪海若（1918—1988），是无锡西直街人。他与无锡冯其庸、沈绍祖、严古津等，是无锡国专的同窗好友。父亲爱好诗、书、画，曾师从画坛名家胡汀鹭先生，专攻花鸟；还师从无锡名士程景溪先生研习诗文。冯其庸先生称赞父亲的诗，是诗人的诗，也是画家的诗。

　　父亲继承祖业，上世纪40年代便接手“新万兴面馆”当了老板。面馆坐落在无锡崇安寺内，从山门口进去，经过蹲坐在两边的石狮子和哼哈二将，再从金刚殿旁往里走，过观音殿、星宿殿、火神殿，直到最后一家，便是“新万兴面馆”。那时的“新万兴”，既是面馆又是茶楼，晚上还充作弦索叮咚的书场。

　　父亲汪海若秉性耿直，待人友善真诚，与书画界同仁交往甚密，相谈甚欢，趣闻甚多。清明之季，特写作此文，以纪念父亲。

左二冯其庸、左三汪海若、右三倪小迂

　　粮油供应证上的高石农印章

　　高石农先生和父亲秉性相似，脾气相投，既有共同爱好，又有共同语言。闲暇时，他们经常一起去“公花园”喝茶，到父亲经营的“新万兴面馆”阁楼上的画斋“秋水吟馆”写字作画。每逢周末晚上，就一起去“无锡浴室”洗澡。每次洗澡，父亲会带着我，高石农伯伯会带着学生胡伦光一起去。名师出高徒，胡伦光现已成为一代诗书画印鉴名家。

　　记得有一次洗完澡，他们在躺椅上闲聊。父亲对高伯伯说：“石农兄，你能不能帮我刻一个小印章？”高伯伯回了父亲一句：“海若，我帮你刻了那么多印章，怎么还要刻一个小印章？”父亲淡淡一笑说：“现在凭粮油供应证领粮票，要盖章的，用小印章方便。”听了父亲的话，高伯伯似乎低头不语，没有正面作答。

　　回家后，父亲和母亲说起此事，母亲连连摇头，对父亲说：“这事是你不对了，领粮票的章，去马路对面刻字店刻一枚就可以了。”但是，过了不久，我家粮油供应证上却俨然出现了高石农的大手笔。

　　改诗与公筷

　　诗人严古津先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画家胡汀鹭先生的学生，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同学。两人平时一有空，都会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严伯伯擅长诗文，父亲每次作新诗，都要请他指教。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带我一起去黄山风景区写生。临行时，父亲布置我两项作业：一是要完成一幅黄山素描写生初稿；二是要创作一首描写黄山景色的诗。我那首诗是这样写的：“万壑千峰立，树梢百泉飞，云海深深处，松松石石奇。”回到无锡，父亲带我一起到严伯伯家请他修改。他看后，略作沉思说：“这首诗意境不错，建议第三句改为‘白云深处望’，这样就有动感了。”父亲听后，连连击掌称好。

　　平时，父亲会经常邀请严伯伯来家作客，亲自下厨烧几个小菜一起吃饭。偶尔，母亲会私下埋怨父亲说：“你们兄弟情义，我赞赏，但是古津身体有病，经常一起吃饭是否合适？”父亲想了一想，对母亲说：“你不要担心，我会有办法的。”过后，父亲还是和往常一样，经常请严伯伯来家作客吃饭。只是饭桌上多了一双公筷。时至今日，许多国人还不习惯使用公筷，可在我们家中，几十年前，公筷就已登堂入室了。

　　严古津1975年逝世后，父亲非常悲伤，听我母亲说，父亲半个月在苏北家中闭门不出。后来为缅怀严伯伯，父亲作诗一首：“题古津兄遗容——风骨萧萧野鹤姿，俨然空斋读书时。今朝重见故人面，水月镜花梦里诗。”

　　和吴觉迟分拆画册

　　父亲比吴觉迟老师年龄大，他们是忘年交。吴觉迟家和我们家又是世交，吴觉迟的父亲和我父亲是生意上的朋友。听我父亲说，吴觉迟十分勤奋，工作之余潜心书法印章，年近30岁时，还没有对象。他父母非常着急，三番五次托我父母帮助介绍对象。天成佳偶，后来，终于和小娄巷曹家千金牵手成功。婚宴是在吴觉迟老师所住的中市桥上塘家的老房子里举办的，仅仅一桌。当时，除了吴觉迟夫妻、父母兄弟姐妹全家外，外人就是我父母和我。饭菜是吴觉迟父母亲自做的，虽然简朴，却非常温馨。吴觉迟老家是苏州人，我现在还记得觉迟老师父亲烧的腐乳肉非常好吃，令人难忘。

　　父亲和吴觉迟平时经常在一起探讨书画艺术。他们一起去书店时，常常会双方出钱合买一本画册，回来后就将画册分拆开来，国画册页归父亲，书法印章册页则留给吴觉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师从吴觉迟老师学画，他还会经常谈起此事。

　　时光荏苒，觉迟老师的音容笑貌，还常常出现在我眼前，难以忘怀。

　　庄瑞安的饭钱

　　父亲到江南书画院工作后，上午和史可风、庄瑞安一起到锡惠公园的寄畅园喝茶，下午到江南书画院上班。当时江南书画院在西郊，我家住在青山新村，史可风家住上里东，上午喝过茶回家吃饭，下午再到江南书画院都是顺路。庄瑞安伯伯家在跨塘桥附近，上午寄畅园春光明媚、莺歌燕舞，几位文友谈笑风生。但是一到饭点，庄伯伯愁眉不展，如果回家吃好饭再去江南书画院上班，交通非常不方便。天天在外面饭店吃饭又担心食物不卫生。为此，父亲经常邀请庄伯伯到青山湾家里吃饭。

　　时间一长，庄伯伯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一次，吃中饭的时候，他对我母亲说：“嫂嫂，这样不是个事情，要么我交饭钱，否则我不来吃饭了。”我母亲坚决不肯收饭钱，对庄伯伯说：“你和海若亲如兄弟，天天来吃饭也是应该的。”但从那以后庄伯伯真的不来我家吃饭了。我父亲和母亲商量：“这样一来，瑞安为难了。不如适当收点饭钱吧。”庄伯伯听说后非常开心。

　　从此，父亲和庄伯伯上午一起到寄畅园喝茶，中午一起回青山湾家里吃饭，饭后一起去江南书画院上班。饭钱收了，菜也更加丰盛了，老兄弟俩还经常老酒咪咪。

　　招待冯其庸伯伯吃蟹

　　父亲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好友冯其庸伯伯相处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时，会回忆在“国学专修馆”的同学时代，共同探讨文学和书画艺术。相谈甚欢时，会一起哈哈大笑，有时也会因一个观点不同争得面红耳赤。

　　1971年深秋，冯其庸伯伯从他下放的江西干校回北京，他执意要先去黄海之滨看看父亲。在去苏北的途中，恰逢倾盆大雨，因道路受阻，汽车不能行驶，冯其庸伯伯只能在扬州耽搁两天。

　　那时已经过了吃蟹的季节，为了冯其庸伯伯到黄海大队家中后吃到蟹，父亲特意养了两坛蟹。冯其庸伯伯在父亲的《百尺楼诗稿》序言中写道：“我们差不多一天要吃3次蟹，早上醉蟹，中午和晚上清蒸蟹。”在那次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天天喝酒畅饮、论诗作画；一起步行到黄海边，看浩淼无际的大海；一起到旧黄河口寻找黄河故道。其间，我正好从响水回滨海看望父母，看到父亲天天笑得那么灿烂，流露着无比的开心和快乐。

　　父亲的目光

　　1988年10月18日，是父亲住进四院重症病房的第二天。那天晚上，我陪护父亲。父亲昏睡着，过了一会，他醒了，朝着我侧过身来。他脸色憔悴，眼光黯淡，身体虚弱。他缓缓地伸出手来，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弱弱地说：“水，水……”我看着他的目光，心里一阵酸楚，下意识地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但又不得不轻轻地放下，因为，我知道父亲得的是急性胰腺炎，不能喝水。我用湿毛巾擦了擦父亲的嘴角，父亲用无助的，几乎绝望的目光看着我，我似乎读懂了父亲的眼神，看到了他心中的祈盼。正如事后冯其庸伯伯说的：“海若太需要时间了，假如再有10年，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必将更加大放光彩。”

　　就在两天前的早上，父亲如往日一样，和好友史可风、庄瑞安、邓水石一起到惠山寄畅园茶室喝茶。记得那天他没有回家吃饭，和庄瑞安伯伯在锡惠公园外面饭店吃了一碗面，就一起去青龙山公墓寻找程景溪老师的坟墓了。一下午，他们爬了几个山头都没有找到。父亲一回来就说腹部疼得厉害，母亲和我立即把他送到四院。主治医师检查诊断后，确诊是急性胰腺炎，建议保守疗法住院治疗。万万没有想到，仅仅3天，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而在两个月前，阳光灿烂的锡惠公园泰伯殿，殿里殿外人如潮涌，邓水石、汪海若、庄瑞安三老书画展开幕。无锡市书画界的名流几乎悉数到场。父亲的挚友冯其庸先生从北京寄来了贺信，并为书画展写了序言。那天，父亲神采奕奕，眼中如星光闪烁，从他的目光中看到的是自信和喜悦。书画展开幕不久，我的一篇散文《坎坷丹青路 盛世彩墨新——我眼中的父亲汪海若》在《无锡日报》发表。当天晚上，全家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目光中全是兴奋和自豪。我知道他的内心，他又一次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

　　令我最最难忘的父亲目光，是在苏北农村插队的时候。那是1970年的冬天。那年，是我在市二中（现市辅仁高级中学）初中毕业后赴苏北响水插队的第三年，也是父母亲全家插队苏北滨海临淮公社黄海大队的第二年。那年，我到父母家过春节，也就是大年夜前几天，一场鹅毛大雪连续下个不停。那晚北风呼啸，茅草屋的门吱吱地响，冰冷的风，夹着雪花从门窗的缝隙里蹿进房间。我冻得瑟瑟发抖，支气管哮喘发作了。父母看到我的状况手足无措，眼看我气越喘越急，父亲急中生智，敞开棉袄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用他全身的热量温暖我的身体。那一刻，我仰起头看着父亲的脸，隐隐看到他眼眶里含着泪，目光中充满着担心惧怕和深深的父爱。

　　父爱是隐形的，它如伞，为我遮风挡雨；如路，为我指引方向。淡淡的月影，深深的爱，父亲留给我的记忆让我享用不尽，父亲的爱，与月同辉，照亮我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