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时期的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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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半农（1891—1934）的早期创作，主要指1912年至1917年，他在上海的5年多时间里所写的文章。当时有一种犯红眼病的人这样贬损刘半农，他中学学历，靠写不入流的鸳鸯蝴蝶派维持生计。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即他的低学历和贫困。

　　我在《音乐教育家刘北茂》一书中，写到刘半农和比他小4岁的弟弟刘天华去上海讨生活，兄弟俩初到上海一年，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们的辛勤所得，仅能免于饥而不能免于寒，其寓所既没有暖气，兄弟俩只好共盖一床薄被，相互间用体温御寒。白天要外出办事，但两人仅有一件棉袍，就一个人穿了它出门，另一个人只得在家躲在被窝里取暖。

　　在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不做苦力，仅靠一支笔来吃饭，如果不写读者喜欢的东西，怕真的只能去喝西北风。

　　这时刘半农认识了一个叫徐半梅的人，为《时事新报》的编辑，平日里以写诙谐幽默的消闲小说著称，也喜欢编写和翻译剧本，常到开明剧社走动。刘氏兄弟都在剧社，天华主要教授西乐，半农做编辑，由于剧团人手不够，不是演员的他，也凑合着演一些丑角。那次，刘半农在化妆间与徐半梅相识了。几天后，刘将手头翻译好的两篇稿子寄给徐半梅。1912年夏的某一天，其翻译的英国狄更斯《伦敦之质肆》一稿，刊登在了《时事新报》上，另一篇译作为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此何故耶》一稿，则被推荐到了中华书局的《小说界》上发表。

　　两篇翻译小说的发表，使得刘半农这个“文学青年”激动不已。从此，一发不可收，在上海过上了5年“卖文为生”的日子。现在我们从一些资料里可以统计出，那时他仅以“半侬”等笔名发表小说和翻译作品，竟达40多部（篇），累计百万余字。刘半农的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海》《小说画报》《小说时报》《小说大观》等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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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又名“礼拜六派”，出现于清末民初。该派作家众多，作品数量惊人，仅长篇小说就出版了两千余部。期刊杂志有一百多种，上海就有数十家，除其中影响最大的《礼拜六》外，还有《眉语》《香艳杂志》《金刚钻月刊》等。该派喜欢描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之类的哀情小说。“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视小说为娱乐的工具、消遣的材料，所以作品多以恋爱婚姻才子佳人式的相悦相爱为表现内容，其中不乏庸俗低级甚至黄色下流之作。

　　通过对刘半农作品的阅读，我发现他的创作很少涉及这类题材。从翻译的作品来看，仅说散文诗，他是最早将俄国屠格涅夫和印度泰戈尔的散文诗作引进国内的。

　　当时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西洋诗歌，还都停留在格律诗上，如苏曼殊、马君武、辜鸿铭等人的翻译。外国诗歌中的另一新品种：散文诗，在20世纪前还无人翻译。是刘半农第一个开始关注并翻译外国的散文诗。

　　台湾诗人痖弦在《早春的播种者》中，对刘半农的白话诗评价很高。他说：在这些译诗中，“旧语言的羁绊似乎一点也看不出来”“白话文那样子好法，至少在那个时期除了胡适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对照他“五四”前后的译诗，此言并非过誉。

　　刘半农的翻译，大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世界名著，这些作品显然和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取向迥异。它对开拓国人视野、吸收外国文化、针砭时政、讨伐封建腐朽、启迪民众智慧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曾提及，“刘半农翻译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写清朝的闭关自守时期，英国人如何委曲求全，想窥探门户，乘隙而入，在礼节上起了不小的争执，结果还是英使勉强服从，保持了中国的尊严。这和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王室的惧外媚外的狼狈相对照，很有意义”。

　　刘半农创作的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有明显区别，他的小说不过是借用了通俗的外衣，就说他的百字小说《秋声》，寥寥数语，却强烈地控诉了北洋军阀张勋辫子兵的罪行。

　　读刘半农杂言随想，其中有《中国之下等小说》《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这两篇文章是很能表明他的创作立场。前一篇罗列了十二种创作思想，后一篇后半段谈到小说。他认为作文言小说，近当取法于《聊斋》，远当取法于‘史汉’。作白话小说，求其细腻，当取法于《红楼》；求其瘦硬，当取法于《水浒》。在谈到优秀作家曹雪芹、狄更斯、莫伯桑、欧•亨利、马克•吐温等人时，赞叹他们心思之细密，观察力之周至，直能将世界此社会表面里面所具大小精粗一切事物，悉数吸至笔端，而造一人类的缩影，此是何等本领。转而又谈到不可取的一类谓之侦探、秘密、强盗标号的小说，刘半农认为这些已非小说之正。对中国俞万春之撰的《荡寇志》，提出了批评，这部小说与施耐庵《水浒》是同一内容，然《水浒》是在为真理立言，而自造一理想世界，说了“做官的逼民为盗”，而《荡寇志》却站在剥削阶级一边，对真理进行镇压。刘半农感叹说，同是一头两手，同是一纸一笔，何以所做小说，好者如彼而恶劣者如此，曰，此是头脑清与不清之故。

　　刘半农是平民阶级一族，他不会与俞万春去站一个队，从而可言他与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的作品也有等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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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半农早期的文学的创作，只能说是走在了鸳鸯蝴蝶派边上。

　　刘半农早期那些滑稽、警世、笑话、哀情的东西，从文学性上讲，虽然不如鲁迅那般纯碎，但他小说里所含有的愤世嫉俗，与鲁迅的作品比较，在其唤醒民众上，是做到一种精神上相互映照的。

　　就拿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张恨水较成功的《啼笑因缘》作比，刘半农与他在思想上，还是各有不同取向的。我要说的是仅对社会的正面批判上，刘半农似乎更激进些。如他的小说《稗史罪言》，就深刻揭示了当时“官遇老百姓胜，老百姓畏官也；洋鬼子遇官胜，官畏洋鬼子也；老百姓遇洋鬼子胜，洋鬼子畏老百姓之毁教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现实。小说《催租叟》，在揭露阶级对立、描写劳苦大众等方面成就更为显著。小说通过巧妙的安排和强烈的对比，狠狠鞭笞了为富不仁者，热情讴歌了劳苦的工人形象。还有描写上海滩沉浮的小说《可怜之少年》以及中篇小说《歇浦陆沉记》等作品，诅咒旧社会昏庸黑暗，同情劳苦大众，这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罕有先例。

　　1935年《文学》月刊第4卷第4期上，胡风在《“五四”时代的一面影》一文中提到了刘半农的翻译作品，说了这样一段话：风起云涌的关于“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的讨论，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痕迹，只在1915年所作的“拟曲”《两盗》和1918年所译的《天明》里面，可以看出反抗强暴同情弱者的态度，而且他的同情并不是源于什么明瞭的社会见地，这使我们依稀望见了成为那时的思潮之一的人道主义的影子。胡风是很少给予别人赞言的，可见刘半农那一时期文学的可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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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期间，刘半农除了在文学上收获颇丰外，最重要的是结识了一批对他日后的发展影响深刻的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有陈独秀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等。

　　刘半农和鲁迅在创作上有些类似，两人一样先发表翻译作品，刘半农发表翻译作品时间是1912年夏，22岁；鲁迅发表翻译作品时间是1903年6月，23岁。

　　刘半农发表小说习作的时间为1913年8月，发表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小说月报》4卷4号上的侦探小说《假发》，23岁；鲁迅发表小说习作的时间为1911年，用文言写就的小说《怀旧》，31岁。从这个对比中，单就年龄，我们便得知，刘半农出道之早胜于鲁迅。还可以这样说，当刘半农在上海滩走红时，鲁迅还没有靠小说走出来，在刘半农不再写旧小说时，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而时间已经到了1918年5月，鲁迅已经38岁，让鲁迅更有影响的是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发表在1921年12月至次年初的《晨报副刊》上，那时鲁迅已经41岁。一个没有吃饭问题羁绊的人，至1926年就陆续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集盖集续编》等专集，鲁迅真的走出来了，而且保持着持续的热。

　　然其时，我们的刘半农，却与纯文学失之交臂。他在北大一边教书一边正思考消化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振聋发聩的觉醒文章呢！他对陈独秀在文章中所指出的：“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刘半农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一次深刻拷问，他想自己应当为国家担负更多一点的东西了。他成为了新文化阵营中的“激进派”，亦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他有了新的想法，他已经不用写通俗小说来养家糊口了。他的思维停留在了如何统一国语上，如何在小说、杂文、白话诗、歌谣、翻译等方面做突破和创新。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良苦用心，铭记着他和钱玄同合作演出的那场骂倒王敬轩的“双簧戏”，又看到了他对“她”和“它”字的创造。

　　鸳鸯蝴蝶派的那些作家，与刘半农一生的文化贡献，是不能作比较的，就像举重运动员，他们不是一个量级。尽管刘半农英年早逝，才44岁，但他取得的成就和贡献，足以彪炳史册。苏雪林在《东方曼倩第二的刘半农》一文中这样评价他：“五四前后，他却是一位才名藉藉、锋芒显露的人物，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李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