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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锡金会馆故事

2021

12/24

09:26

来源

江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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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是指同一籍贯或同一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专门的馆所,供同乡或同行活动、寓住之用。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嘉靖年间,明万历时学者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曾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北京的会馆越建越多,最盛时多达七百余家,其中就包括了在北京南城原“孙公园”中所建的锡金会馆(清雍正以后,无锡分置为无锡、金匮两县,故称“锡金”)。

  锡金会馆的创建

  孙公园在西城区和平门外琉璃厂以西,是清初孙承泽的宅园。孙承泽曾任清康熙朝吏部左侍郎;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撰有《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等著作。此园建于康熙年间,园域广阔,园内建有研山堂、晚红堂、兰韵堂、万卷楼等建筑。孙承泽去世后,宅园屡易其主。到了十八世纪初,孙公园逐渐圮废,园内屋地大都辟建会馆。先后在这里辟建的会馆有锡金会馆、台州会馆、泉郡会馆和安徽会馆等。

  熟悉北京掌故的学者邓云乡先生曾在他的《旧时北京的会馆》一文中说:“会馆的房子,一般是在京地方人士和商号集资购置的产业。”锡金会馆的地产购置及建造,当也是属于这种情形。但很多年来,许多关于北京会馆的文献资料中,凡是提及锡金会馆的,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经反复搜检,在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宦望”中发现了如下的记载:

  “俞肯堂,初名坊,字人表。嘉庆十四年以内阁中书中进士,由编修擢御史。二十四年河南大水,疏请以工代赈,报可,豫民是岁无流亡。肯堂慷慨好任事,尝偕编修刘嗣绾、主事徐焕、副指挥缪其泰创建锡金会馆于都门。肯堂寻卒,内阁典籍华文裕、署正施普主其事,经营又十余年。其泰性豪迈,初谋作会馆,费钜万计,其泰贷金书券,而鸠助于邑之仕中外者,事以成。后官平阳通判。”

  由上述记载可知,锡金会馆是由清嘉庆时期担任过山东道御史的无锡人俞肯堂(初名坊,字人表,号东躔,1762—1819)偕同同邑人刘嗣绾、徐焕、缪其泰等人所创建;其中缪其泰因建造会馆所需甚巨,立票据贷取银两,谋求“邑之仕中外者”的帮助。俞肯堂辞世后,继有另外两位无锡籍“在京人士”华文裕和施普主其事,经营又十余年,锡金会馆才最终建成。据资料记载,锡金会馆位于北京西城区前孙公园(孙公园后来分成前孙公园和后孙公园)胡同11号,占地2.27亩,有房43.5间。另有附产,位于后孙公园胡同4号,占地0.33亩,有房11间。

  唐文治与许珏的交谊

  旧时会馆的一个经常性的作用,是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临时住所。话说当年就有这样的两位士子,一个是后来成为外交官的无锡许珏(字静山,号复庵, 1843—1916),一个是后来成为教育家、经学大家的太仓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1865—1954)。两个人在一些年中,多次进京赴考,一住孙公园内的锡金会馆,一住宣武门外求志巷的太仓会馆。两个会馆相距甚近,两人因此时相过从,开始了一生深厚的交谊。

  许珏和唐文治两人年龄相差22岁,却是在同一年(1882年)考中举人。两人又多次进京参加会试,据很多年后唐文治回忆,两人“一见深相契,遂为忘年交。每应京兆试,先生寓居前孙公园锡金会馆,余寓居求志巷太仓会馆,相距伊迩,时相过从”(唐文治《许复庵先生文集序》)。

  许珏和唐文治的这种始于会馆的交谊,维持了两人的后半生,并且还延续到唐文治与许珏后代的身上。唐文治于1892年考中进士后,先是在清政府户部任事,许珏到京,每去唐文治处夜谈,两人“相与剪烛西窗,盱衡时局,辄慷慨言之,谓救国救民之事,舍我辈其谁任之”。1903年初,时任出使义国(意大利)大臣的许珏致书当时在外务部任事的唐文治,告知其由翟清松翻译、许珏修改并作序的《义国财政汇考》“大约两月后即可竣事,咨送尊署”“请中国有理财之责者,于无字句处体勘也”。同年9、10月间,已转任商部右丞的唐文治拟定了《商部章程》,许珏读后再次致信唐文治,称许《商部章程》“虑周藻密,已得要领……燕许大文,钦佩无既”,同时又向老朋友陈述自己的意见说“重商固属要图,而保商尤须实力”“尚祈审物产息耗之原,究国用盈亏之本,不徇流俗,轻易更张”。许珏辞世后,其三子许同莱编订父亲遗集,请唐文治作序,唐在序中称此集“琅琅巨制,如饬内治,慎外交,整理财政,严禁鸦片诸大端,举宜见诸设施,淑世而行远”。再到后来,许珏的孙子许寿平在唐文治任校长的无锡国专读书,唐对其颇为爱赏,并寄望其能勤勉好学,以竟祖父未竟之志:“文孙寿平,问业于余,苕发颖竖,崭然见头角。深冀其笃信好学,崇实敛华,庶几希圣希贤,有以成先生未竟之志。”

  译书不辍逝于会馆的赵元益

  在本文由锡金会馆连带而及的人物中,赵元益并非无锡籍,但他的出生和成长,都在无锡荡口;后来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从事译述之事,也与无锡人有莫大关系;最后则是病逝于北京锡金会馆。

  赵元益(字静涵,1840—1902),是江苏新阳信义镇(今昆山正仪)人,他的母亲华氏,出无锡荡口华家,华蘅芳、华世芳昆仲,则是他的表兄弟。1840年,华氏在回荡口归宁时生下了赵元益。元益八岁丧父,便又随母亲回荡口读书、生活。到了22岁,母亲患疟疾,为庸医所误而不治,元益乃肆力研究医学数年,并得精擅医术的外祖父华沛恩的亲授。1869年,在表兄华蘅芳的引荐下,赵元益进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校工作。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发展历史中,“锡金四哲”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杰出代表,是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先驱性人物。“四哲”之外,赵元益也是一个生力军。据有学者统计,赵元益在翻译馆期间,参与笔述、校对的译著有《海塘辑要》《冶金录》《临阵管见》《行军测绘》《儒门医学》《爆药纪要》《光学(附视学诸器图说)》《井矿工程》《数理学》《西药大成》《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西药大成补编》等计二十多种,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光学、军事、测绘、井矿、农学和医学等不同学科;其中的医学类著作,则被无锡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丁福保(丁为赵元益的受业门生)评价为“输入泰西医学之一大关键”。

  1890年初,近代无锡籍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奉命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赵元益奉招加入使团,担任医官。期间,赵元益曾至德国柏林,向细菌学家、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罗伯特·科赫学习治疗肺结核病之法。1894年回国后,赵元益仍回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1902年冬,因清末新政展开,京师急需有经验的翻译人才,赵元益力疾赴京,就住在锡金会馆。但到京后没多久,就因腹疾旧症复发,病逝于锡金会馆居易斋之东房。

  始办于锡金会馆的东文学社

  1901年3月20日(农历二月初一),近代北京第一家学习日语的教育机构——东文学社正式开馆了,学社的地点就在锡金会馆。

  把学社的地点选在锡金会馆,与一个无锡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清代官员、文学家廉泉(字惠卿,号南湖,1868—1931)。而在廉泉的背后,东文学社的实际创办者,则是吴汝纶(廉泉夫人吴芝瑛是吴汝纶的侄女)。吴汝纶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作家,又是倾向维新的教育家。自1889年起,吴汝纶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其间有一日本人中岛裁之曾受业其门下。吴汝纶在1899年时便拟筹办保定东文学堂,后因庚子事变爆发而愿望落空。不久之后,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廉泉在写给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的呈办东文学社的禀文中说:

  “窃以时事日艰,惟振兴学林,作养人材为第一要义。今欲讲求西学,若概从西文入手,不独经费浩繁,且恐多需时日。查日本学校,于欧美政教、法律、文治、武备、格致、制造等学,一切有用之书,皆经译成东文。果能谙习东文,即取日本已译成之书,逐渐考求,自属事半功倍。职与慈善会总董刘铁云往返函商,拟先行借用南城锡金会馆,创立东文学社,招集京外汉文已通之士入学,专习日本文字。”

  由这篇禀文可知,开办东文学社的目的,非仅只是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同时也是借以学习“欧美政教、法律、文治、武备、格致、制造等学”,因为当时西方思想、文化、科学向东方的传输路径,常常是先传入日本,再由日本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方国家。

  东文学社创办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字铁云)捐洋一千元,以为开学之用。学社由廉泉任总理处理内外事务,中岛裁之任总教习,负责所有教务工作。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黑板是用拆下的门板暂代的,椅子课桌是从国子监临时借用的;教材书籍,有借自中日人士的,有借自日本公使馆书库的。尽管如此,闻声前来报名就学者仍然十分踊跃,3月20日开馆时前来的人有60名,是定员的两倍;第二天增至90名,第三天是120名。到第五天的3月24日,因锡金会馆的教场实在容纳不下,便迁至北截儿胡同的江苏会馆中。尽管只有短短的四五天时间,但锡金会馆是东文学社名副其实的“始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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