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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茶事兼及明代文人茶饮风尚

2021

02/26

09:04

来源

江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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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年间锡惠山麓有名园曰愚公谷,园主邹迪光自湖广提学副使任上罢归后,花十余年时间精心筑园。园以“愚”字当头,邹公亦随园自号愚公、愚谷先生。“愚”字出,大智生,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愚谷先生就此退居水边林下,和友人日夕徜徉园内,把那个时代江南文人推崇的清雅之事都玩了一遍。清雅之事,明人袁宏道认为是有高低先后的,是“茗赏者上也,谭赏(清谈)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既然茶事是第一等清雅之事,那么今天我们不妨推开“愚园茶事”这扇小窗,一窥明代文人的茶饮风尚。

  一、“客至出枪旗”与“我自评龙团”

  愚公常喝的茶有两种,一种是叶茶(散茶),一种是饼茶(团茶)。他用叶茶招待友人,有“客至出枪旗”“铛烹雀舌流香液”之句。《宣和北苑贡茶录》称“茶芽数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鹰爪,以其劲直纤锐,故号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带一叶者,号一枪一旗;次曰紫芽,乃一芽带两叶者,号一枪两旗”,由此可知,愚公诗中提到的“雀舌”和“枪旗”都是上等芽茶。

  愚公主要用叶茶待客,这和发展至明代的饮茶习俗有关。明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因深感宋朝团茶耗费人力物力,且贡茶制度易造成剥削,不利于新政稳定,故于当年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此后团茶就衰微了,原来在宋朝只是中下阶层喝的散茶,也就是叶茶却在明代流行开来,成为主流。

  愚园所用的叶茶和今人所饮的绿茶是比较接近的,从他和友人山园小集后写下的“绿茗枝枝撑石鼎”“凤鼎雀芽泛绿乳”“碧乳泛磁瓯”中的“绿茗”“绿乳”“碧乳”来看,均指的是绿茶。这些叶茶经过采摘后以搓、揉、炒、焙制成, 也即为炒青制茶法,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揉而焙之,则本朝始”。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翻阅愚谷先生文集时还发现,愚公除了喝叶茶外,还会像宋人那样喝一些当时已不再流行,甚至比较稀少的饼茶。在他的《啜茗十首》组诗其二,他提到“谁言磈礧浇,其功在绿醑。噉此月团片,烦恼却几许”;夏夜与友人小酌时,是“人皆擎蚁椀,我自品龙团”。这里的“龙团”“月团”即为饼茶,明朝品饮散茶的推广者,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茶谱》中记得很清楚:“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今人还可从《宣和北苑贡茶录》读画斋丛书本上,看到龙凤团茶的样子,用表面饰有龙形的银制模圈入模固定的是龙团,凤形的是凤团。今人翻阅该书,可谓思接千载。在愚公写与友人的书信《与姚文学》中还有购买“月团”的记录。愚公在信中说:“不佞生平有刘缟之癖,不好侯王八珍,而重嗜苍头水厄……敢循故事,驰将白镪易彼月团,其价与数一切如旧。”他以北魏时期的爱茶名士刘缟自比,表明饕餮大餐不是自己所求,而惟嗜好喝茶,随后向姚文学提出求购“月团”茶,而从“其价与数一切如旧”,我们又可判断他向这位友人购买“月团”是不止一次的。

  既然饼茶在明代已不再流行,那么愚园主人为何还会追慕饼茶呢?笔者认为这和他文学思想上的主张有一定关系。邹迪光在万历二年中进士直到万历二十年罢归的仕宦生涯中,正值文坛“后七子”复古运动发展的巅峰期,他与“后七子”阵营中的王世贞等领袖大咖皆有深入交往。里居梁溪后,他进入创作全盛期,诗文中除描述愚园日常和交游活动外,还有不少文章是阐发他文学主张的,此时文坛的复古阵营已濒临瓦解,浪漫主义思潮狂飙突起,迪光选择坚定地站在复古派一边,“力为弇州护法”(钱谦益语,王世贞号弇州山人)。所以笔者认为他对饼茶的一点嗜好,是暗合了他文学主张上的“师古”倾向的。

  二、“瀹茗急掬泉”与“烹茶雪旧储”

  愚公的儿子邹德基,有位昆山好友,名张大复者,其留下的《梅花草堂笔记》中提到“茶性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可见晚明文人对于烹茶之水的看重。愚谷先生自然也很讲究用水,愚园茶席上常用来烹茶的水为两种,一是惠山石泉,一是旧储雪水。

  陆羽认为烹茶的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并在二十种烹茶的水中,把无锡惠山寺石泉评为天下第二。稍后的唐人刘伯刍、张又新虽列出了各自不同的榜单,但无锡惠山寺石泉始终稳坐第二把交椅。受这些资深茶人的影响,自唐以来,多少达官贵人为求二泉水不惜人力物力,如晚唐宰相李德裕,甚至叫人从无锡到长安设“递铺”专门为他运送惠泉水;没有特权可享的文人墨客,以交游之名相约惠泉边,汲水品茗、吟诗唱和,正德年间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唐寅和祝枝山《惠山竹炉和竹茶炉诗草书合璧卷》,以及隆庆年间钱毂《惠山煮泉图》,均以图文形式,记录了明代发生在二泉边的茶会雅集活动。

  邹迪光所筑愚公谷紧邻惠山寺二泉,水景是全园的华章,整个愚公谷是一个将惠山泉眼、山涧与人工开凿的方池统一整合的浩大水利工程,他自言“二泉之水从空酝酿,不知所自出,吾引而归之,为嶂障之,堰掩之,使之可停、可走、可续、可断、可巨、可细”,就地取材如此方便,愚园汲泉烹茶也就成为必然。“持醪先扫石,瀹茗急掬泉”“方圆味列偏无肉,荈茗香生薄有泉”都是描述的愚公用泉水烹茶的场景。他的朋友吴县县令陈无异,在入京听候考核前来访愚公谷,是要“日饮三四升”的。愚公更是在《夏日偶啜二泉水半蠡,爱其寒冽,口占一歌》中,直抒胸臆,为二泉水叫屈,一为它的位居第二抱憾,“一从陆叟品评来,谁人不识二泉水。一从陆叟定评来,谁人真识二泉水”;二为它被官府衙门急传,结果却出现在腥秽杂陈的饕餮盛宴上,白白浪费了真味而愤慨,“兼有官家儿,急水如急税。廉泉未必吞,二泉劳传递。红楮斜封紫瓮头,走尽长年并舆隶。水至传呼启戟门,材官纷纷进护卫。官家方丈动华错,熊蹯豹髓肥牛臛。大补品肉讶膏流,小歠和羹如雪泼。泉烹玉茗置其间,清氛无存腥秽达,如彼邯郸配厮养。”这既是愚公对茶水之真味的理解,也是其本人傲骨强项的体现。

  除了泉水,愚公还会在夏日午后,用往日所储的雪水煮茗,并配以泡在山泉里的西瓜和李子招待远道而来的友人,是“茗瀹三冬雪,瓜浮六月泉”“沉李冰新设,烹茶雪旧储”。虽然在陆羽《茶经》中,雪水只列在第二十位的末品,但这并没有影响后世文人雪水煎茶的趣好。和陆羽同时代的白居易有“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之句,陆游有“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之句,宋代苏东坡有“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诗,愚公同时代的高濂在《扫雪烹茶玩画》一文中有“茶以雪烹,味更清冽,所为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尘垢,幽人啜此,足以破寒”之语。

  三、“啜茗先品评”与“洞山茶第一”

  愚公不仅爱喝茶,也喜品评,有“啜茗先品评”之句。在他与松江画派好友宋懋晋所通的十二封书信中,有两封信的内容是对于一种茶的交流、品评,那就是“洞山岕茶”。岕茶在中国茶史上名气很大,是明清两朝的贡茶。在中国四十多部茶书典籍中,有关岕茶的专论就有六部。如明代许次纡的《茶疏·岕中制法》、熊明遇的《罗岕茶疏(论)》、冯可宾的《岕茶笺》、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周庆叔的《岕茶别论》,还有清代冒辟疆的《岕茶汇钞》。

  “岕”是两山峰之间的空旷地,洞山岕茶,是产于宜兴南部洞山山区的极品散茶。宜兴茶叶自古有名,唐代宜兴就设有贡茶院,唐宋两朝宜兴产茶一直被称为阳羡茶,到了明清其开创出的散茶精品,被称为岕茶。其中“南岳岕”属帝王御贡,而“洞山岕”“庙前岕”“庙后岕”就成为文人雅士一撮难求的雅好之茶。

  邹迪光是如何品评洞山岕茶的呢?在他写给宋懋晋的一封信中,他说:“据姚文学言,岕茶以洞山为杰,此数斤者悉其山所产,色馨风味,夐别恒调,即吾家亦不常有。今幸有之耳。仆昨试之,清冽洒然,非不可爱而殊乏冲和隽永之味。下喉微有石气,如深山道士,草衣木食,寒骨凛凛。又如辟支禅,独行独来,终非大乘地位,似出朱鸿胪家下。岂仆秽口浊肠味而不得其味耶?将司汤执燎,于一切法未谙也。仆不能为此茶,月旦辄往数片足下试。躬率苍头涤除诸器物而后行事。姚家、朱家,毕竟孰优,请以足下口舌续之茶经,为两公家案。”愚公认为洞山岕茶喝后,清凉爽快,并不是不喜欢,但总觉这茶缺了点平和绵长的味道,下喉还有石气,就像深山里走着的道士,或者像靠野树果实充饥的隐士,寒气透骨。又像是小乘佛教中无师无友,完全靠自修自悟证得的辟支禅,终究不如大乘佛教的地位。又或者觉得自己秽口浊肠品不出味道来,于是让苍头把器具清洗干净,装上数片洞山岕茶送给宋懋晋品评。从后一封邹迪光给宋懋晋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懋晋喝了后给出的评价,即“洞山茶第一”。迪光就又再试,回信中告诉对方再次品茶的结果是,“果亭亭袅袅,离尘绝俗,悠然有味。写之磁盎,若云非云,若烟非烟,不从人间汤火出”。

  由这两封探讨洞山岕茶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茶在晚明文人中的影响力,以及园主邹迪光“茶禅一味”的品茶境界。

  无锡惠山风物繁华,人文故事甚多,发生在二泉边的愚园茶事只是文化茶事的一个缩影。今日锡城喜茶爱茶之人越来越多,慕古思幽处,是惠山二泉文脉的一脉相承,更是江南文化的诗性审美气质使然。

  | 刘晴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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