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桥：运河千年文脉的见证

　　北塘直接到南塘，百货齐来贸易场。第一布行生意大，各乡村镇有银庄。 ——清·杜汉阶《竹枝词》

　　无锡自明清时代起，就是我国四大“米市”之一，南来北往的运粮之船，沿着大运河远道而来，汇聚在北门外运河沿岸的三里桥一带。明王士性《广志绎》云：“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陛、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史载，清乾隆年间此处“米豆之业甲于省会”，光绪年间有大小米行八十多家，吞吐量达七八百万石，三里桥也因此成为了无锡米市的代名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三里桥的出现其实远远早于大运河，这座小桥在静观运河历史沧桑的同时，也见证了无锡文脉一千多年的延续。

　　顾恺之造小三里桥

　　在无锡北塘，可不止一座三里桥，这一带一直有“三名四桥”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前，从无锡北城门出来，沿着古运河，由南向北共有四座桥，分别为莲蓉桥、三里桥和吴桥。明明是“四桥”，却只有三个桥名，这是因为在一里之内有“老三里桥”和“新三里桥”两座“三里桥”。不过，如果把时光再回溯到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这里其实还有一座规模更小的“小三里桥”，而建造这座名不见经传小桥的，是赫赫有名的大画家顾恺之。

　　小三里桥原名“顾港桥”，康熙《无锡县志》载：“三里桥在北门塘，邑绅顾可学建。工人掘地得碑，上书顾港桥，为顾长康造。”《晋书》载：“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右丞。”顾恺之小名虎头，是东晋时最负盛名的大画家，官至散骑常侍，他才高八斗，又精于人像、佛像、山水等绘画，世称画绝、才绝、痴绝的“虎头三绝”。据刘宋《京师寺记》记载，东晋兴宁年间，建康的瓦官寺落成，住持请与会宾客在功德簿上画押献金，当时有人一捐就是十万钱，轮到顾恺之时，他竟大笔一勾要捐百万，僧众以为这虎头又发痴哉，请他把名字勾掉。顾恺之让庙里空出一堵白墙，在上面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却不点眼中眸子，只说到点眸之时，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点眸当天，顾恺之只轻轻一点，维摩诘立即光照一寺，观者如潮，顷刻得钱超过百万。

　　东晋时，小三里桥一带属于时常泛滥的芙蓉湖沿岸，这里沼泽遍地，既不便行舟，也不能乘车，附近后祁里的居民出行需要漫涉浅滩，十分不便，顾恺之见状便与时任无锡县令的父亲商议，决定在此处河汊上修建桥梁，便利百姓通行。桥成之后，百姓为铭记顾恺之父子之德，取名“顾港桥”，勒石桥墩壁间以纪之。这座桥在无锡北门外三里，随着时光推移，人们渐渐以三里桥之名代替原名，一代代修葺传颂，元至正《无锡志》中就记载了“三里桥”这个名字，与北塘各桥并列。而这座小桥，也成了顾恺之唯一有史可载的生活遗迹，是晋代无锡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芙蓉湖作为隋代大运河直接利用的自然河段，在这一时期就拥有了重要的航运功能，小三里桥沟通沿岸，为陆路与水路运输的连接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背后蕴含的名人故事和家风善念自然成为当地运河文脉的起源之一。

　　顾氏家族修老三里桥

　　到了明正德年间，宅心仁厚的无锡乡绅顾懋章、顾可学父子，因见小三里桥年久失修，桥梁断裂，只能以木板铺就，锈蚀不堪，行人过此，战战兢兢，也影响了运河航运交通，遂决定带头重建，造福乡梓，这就是“老三里桥”的来历。没想到在施工时，竟意外挖掘到证明小三里桥乃顾恺之所建的古碑，顾氏父子正是顾恺之后人，见状大喜过望，认为是祖先在天有灵，冥冥中令其辉映祖德。《梁溪诗钞》载，顾懋章为此特地赋诗一首：“五里青出三里塘，水深病涉可无梁。千年顾港桥名古，土蚀残碑掩路旁。”诗序则讲述了建桥经过：“北塘关路滨芙蓉湖，岁潦病涉，勉为石梁，名三里桥。掘一石碑顾港桥，考之县志，即上祖顾长康所建。越千年而懋复成，诗志祖德也。”

　　顾懋章的乐善好施获得了福报，出了一门三进士，除了弘治十八年、正德三年中进士的顾可学、顾可适，还有一位名气更大的顾可久。顾可久正德九年中进士，为官耿直，敢于进谏，与同乡杨淮、黄正色、张选被誉为“锡谷四谏”“嘉靖四忠”，在担任广东按察副使主持乡试期间，提携了海瑞，也是海瑞日后成为“一代青天”的“灵魂导师”。顾可久死后，海瑞特地请奏朝廷，为其建顾洞阳先生祠，并亲临拜谒，作《谒先师顾洞阳公祠》：“两朝崇祀庙谟新，抗疏名传骨鲠臣。志矢回天曾扣马，功同浴日再批鳞。三生不改冰雪操，万死仍留社稷身。世德尚余清白在，承家还见有麒麟。”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光临老三里桥。据乾隆《无锡县志》记载，康熙年间，为迎接皇帝南巡，顾可学后人顾敦见北门土夯的官塘颓败塌陷，决定效仿先祖，在老三里桥运河沿岸用条石修筑驿道，向北至双河尖、铁岭关过皋桥一直延伸到孟里，使得孟里易名为石塘湾，长达二十多里，是当时常州府修筑最好的一段驿道，不仅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也为无锡米市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至今老三里桥段驿道仍存于岸基之内，是江南大运河硕果仅存的两条古纤道之一。当时有人讥诮顾敦捐资修塘为“痴”，顾敦笑对：“此我家事耳。”近百年后，顾敦之孙、编撰无锡历史上重要诗歌选集《梁溪诗钞》的顾光旭，依然关心着三里桥一带的发展，特地巡游石塘，检视破损情况，可惜此时顾家家道已然中落，只能空叹：“先公筑堤二十里，光旭愧不能修也。”顾氏一族千年来兴修三里桥、改建驿道的轶事，一方面证实了顾恺之一脉长期生活在三里桥一带，另一方面也向世人昭示了三里桥顾氏家族热心公益、为善传家的望族文化。

　　蔡缄三建新三里桥

　　明代以后，随着三里桥运河沿岸日渐繁华，周边的风光景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始终矗立运河中心的“天关”黄埠墩，像接官亭、蓉湖庄、慈云寺、蓉湖楼、天主堂等胜迹都先后出现，与三里桥一同构成了无锡运河北段的秀美风光。其中蓉湖楼就坐落在老三里桥西堍，无锡民谚：“要吃馒头三里桥。”说的就是蓉湖楼的茶点，地理位置优越，茶客云集，粮行商人常常来此“听行情”“读里盘”，慢慢形成了米市茶会，成为无锡民间的粮食交易所。当时，每年端午观“蓉湖竞渡”，无锡士绅都会提前预订蓉湖楼的位子，不仅因为其视野甚佳，关键是能坐上蓉湖楼才体现出看官的社会地位。

　　而位于老三里桥北的天主堂，则是这片风光带里唯一留存至今的老建筑了。这座天主教堂始建于明末，义和团运动中曾被无锡拳民焚毁，如今所见的哥特式建筑是清光绪十八年(1893年) 法国传教士彭安多向政府索赔重建的，青砖红瓦修饰，尖塔的十字架远远就能望见。当时，无锡一带的天主教徒很多，绝大部分是“网船上人”，而大多数渔民也都信仰天主教。究其原因，渔民大多以家庭为单位作业，普遍困苦无依，入教后，可以得到教会的庇护和帮助。

　　渐渐地，北塘的教徒渔民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引起了无锡最大的米行老板蔡缄三的注意。蔡缄三出生在房产遍布北塘的“蔡半塘”家族，到他这一代，生意越做越大，经营的复生堆栈能储存13万石粮食，正因如此，他的伙计需要频繁进出老三里桥，时而与渔民发生争道纠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1921年，蔡缄三决定在老三里桥之西的大运河与里塘河交汇处新建一座单孔石桥“砚坳桥”，由钱钟书之父钱基博作碑铭，百姓称之为“新三里桥”。蔡氏修建新三里桥，固然也是予民为便，但更多还是体现出实业家追求效率与便捷的目标，折射出近代无锡工商文化的精明与善德。

　　随着新三里桥的落成，无锡诞生了这样一段民谣：“米市出名三里桥，三里桥街有两条，先小后大桥三座，三里三桥里程标。”抗战期间，新、老三里桥均被改造为水泥石头桥，新中国成立后老三里桥被拆除，新三里桥则被改建为钢筋水泥桥，如今依然与运河流水相伴。只是流连于此，再也听不到昔日繁华米市的喧嚣，也闻不到那盈街漫巷的谷香，但我们相信，三里桥深厚的人文积淀，纵使岁月悠悠，也绝不会为时光所淡忘。

　　| 王 辉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