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吴桥纪事

公元前十一世纪，西伯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泰伯为成全父意，萌生了将周室君侯之位让于三弟季历之念，携二弟仲雍以采药为名离开岐山。几经周折，于祖甲十八年来到江南荆蛮，定居梅里（今无锡梅村）。他们初到江南时，这里一片水泽，被称为“荆蛮之地”。荆蛮土民以渔猎为生，过着半原始的生活。泰伯入乡随俗，断发文身，教授荆蛮百姓黄河流域先进的农耕技术，发展农桑，传播文化；并带领百姓挖河筑城兴修水利，使江南的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日子。“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泰伯顺应民意，建立了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史称“句吴”，定都梅里。建国后，泰伯又将“句吴”的王位让于二弟仲雍。同时泰伯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与荆蛮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这里吴地独特的文化“吴文化”，所以他又被后人尊为“吴文化鼻祖”。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尊其为“至德”，百姓称其为“让王”，司马迁的《史记》将其列为“世家第一”。被列代帝王所敬仰、文人雅士所称颂，东汉桓帝为其建庙修墓。

水是吴地的重要特色。水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巩固国防等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古吴梅里是水乡泽国，多水涝。泰伯率众疏百渎为河，称“百渎河”（后人为纪念泰伯将其改名为“伯渎河”）；“伯渎河”西起无锡伯渎港，东至苏州漕湖，全长57华里，现为锡东地区的东西干流。为了农耕需要，泰伯又率众开凿了以“伯渎河”为中轴的“一渎九泾”（目前还存有：香泾、洋泾、龙泾、梅泾）。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不仅有利于排除水涝，还可以用以抗旱、灌溉农田，更可用来运送物产，便利交通。再者，“中国侯王数用兵”，为防外来入侵，后世吴王训练水兵，征楚伐巢，伯渎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水的温柔，水的清新，水的奔流，水的力量都融进了吴地居民的性格中，也融入了吴地文化中。

自古至今，吴地人就与水为伴，与水斗争，与水共存。伯渎河的开凿和利用，关系着荆蛮民族的生存，在吴地社会发展中处于优先地位。随着吴国的逐渐壮大，伯渎河文化也逐渐进化为今人所说的“吴文化”。

伯渎河哺育了荆蛮民族，荆蛮民族以伯渎河为母亲河，从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吴文化。春秋时期吴国“东亘沦滇、西连荆郡，南括越表、北临长江”（《吴地记》），吴文化的地域当是太湖流域。太湖位于长江下游江南平原，《禹贡》谓之震泽，《周宫》、《尔雅》称为具区，《史记》、《国语》则称之为五湖。司马迁把吴地这种多水的自然地理特征称之为“三江五湖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千百年来，吴地人民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开发“三江五湖”的水利，发展灌溉与航运，促进了太湖地区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为太湖经济区的形成与封建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泰伯三让天下和开辟江南的功德，几千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敬仰。社会上所提及的“泰伯肇基梅里”、“功辟万古江南”、“江南文明始梅里”等就是这样演化而来的。

一是“通渠三江五湖”，开辟运河交通，发展航运与农田水利，是吴地开发水利的重要成就。吴国是我国最早开辟运河交通的地区之一，史称吴王阖阊用伍子胥之谋伐楚，为解决军事运输，在荆溪上游今高淳东坝，开辟了一条10多里的运河，联接荆溪等自然河道与湖泊，形成一条太湖西通长江的运道，以为漕运，是谓胥溪，吴国的军队即经由胥溪打败了楚国。史载胥溪开凿后，“冬春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吴县志》单锷《吴中水利书》)吴国还在苏州北面开辟了一条通江水道，从今苏州平门经无锡、江阴进入长江而通达广陵，即吴国北面的通江运河，后又在今扬州与淮安之间开辟厂一条邗沟，这是吴国“沟通江淮”的一条重要运河。相传范蠡还在今望亭与常熟之间开了一条蠡河。这些是吴国对吴地水利与运河交通的开发。自东吴孙权定都建康(今南京)后，又开凿了南北大运河，吴地运河交通事业进一步发展。至唐宋时期，太湖地区的水路交通已非常发达，形成了一个以江南运河为骨干的运河交通网络，发挥着交通运输与排涝，灌溉的作用，对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共修圩田唐浦水利，发展农业，也是吴地水利开发取得的重要成就。泰伯为发展农业，开凿了伯渎河，使句吴国人民深受其益。隋唐以后，由于全国的统一，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江南人口增多，且战乱少，社会比较安定，吴地农田水利的开发利用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治田经验的积累，加速了吴地水土资源的开发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湖田、圩田被大量开辟，粮食生产大量增多，自宋以来即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也正是水利开发的结果。

三是宋代范仲淹治理苏州水患的成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其经验也为以后治理吴地水利者所继承。随之，水乡经济得以发展，粮食作物、种桑养蚕，禽畜鱼虾养殖无所不有，丝织棉纺、服饰饮食兴旺发达，构成了具有江南特色的水乡风光。

追根溯源，吴地水利建设的根在梅里，泰伯开凿“伯渎河”撬开了运河绚丽的篇章，撬启了吴地灿烂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