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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口墩明洪武砖窑遗址

2020

06/18

13:16

来源

无锡新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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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年(1366),完成于明洪武末年,前后历时近20余年,系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后,集中全国之力而建成的都城城垣。南京明城墙总长为35267米,合35.267公里。城墙最高为26米,城墙顶部最窄处仅2.6米,最宽处19.75米。

  南京明城墙的建造,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城墙建设技术集大成者,建城所需的技术力量,则从全国范围内征调有关工匠到南京参加这一巨大工程。据史书记载,明朝初年曾经征调了20万户工匠参加都城的建筑,其中就有无锡的名匠陆贤和陆祥兄弟二人。

  南京明城墙据初步估算共用了数亿块城砖。城砖一般长度在40~45厘米,宽度在20厘米左右,厚度在10厘米左右。每块砖重约在20公斤左右。大部分为质地较为细密的青灰色转,但也有一小部分是质量很高的白瓷砖。如此数量浩大的城墙砖,是由工部和南京驻军的“卫所”及长江中下游的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5省的30个府的100多个州、县,约200多个单位承担了砖的制坯、烧造和水运。制坯、烧造的管理十分严格,为了保证质量,砖侧都打印有府、州、县监造官员和造砖工匠人夫的姓名,以便验收和追查责任。

  位于无锡南乡葛埭桥洪口墩的明洪武窑,是无锡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为南京烧制明城墙砖的官方窑址。窑群分布在洪口墩高地北侧,设南窑、北窑、西窑三处,编号分别为洪一、洪二、洪三。洪口墩明洪武窑的发现打破了无锡没有烧制过南京城墙砖的说法。

  一、洪口墩洪武窑的历史技术基础

  洪口墩是新石器时期距今约7000年前先民居住生活过的遗址,有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烧制陶器的历史遗存,除在遗址上发现了红陶、泥陶、夹砂陶、夹炭陶、灰陶、以及彩陶、印纹硬陶外,还发现了大量烧窑留下的窑子,即不规则的已烧结过的红陶块。说明当时制陶业已十分发达。据最近考古论证,洪口墩截面文化层更叠清析,历史遗存丰富。

  据《许氏宗谱》记载:“许氏第二十六世祖旦,自高邮迁锡卜居开化乡(现属滨湖区)之方湖,至锡六世祖细一公共5支,其中1支迁洪口墩。”

  窑户后裔许海金讲述:洪口墩的许姓始迁祖到了洪口墩后,自己动手掼制土坯造房砌屋,因制土坯出了名,有人购买而生意红火,后来将土坯烧制成砖,遂以窑业为生。

  洪口墩始迁祖育有三房,一房迁惠山定居,因惠山黑土宜于泥塑,便以塑泥人度日。另一房迁南方泉许锵里。而留在洪口墩的许顺尧,子文昌、文治,则仍以制砖烧窑为业。

  后来洪口墩又有钱氏、曹氏从事窑业。到朱元璋灭了元朝,建立了大明朝的洪武初年,洪口墩的制坯技术和烧窑技术都达到了顶峰。遂被朝廷指定为烧造南京城墙砖的官方窑户。

  二、洪口墩洪武窑制砖坯土的来源

  洪口墩的地块成三角形,三面环河,墩北端沿洪口淹处的100多亩土地是先民烧制陶器和明洪武年间烧制南京城墙砖的主要取土地段,至清末时,仅乘高地三十余亩,留作窑址及村民生活用地。由于洪口墩是无锡县唯一烧造南京城墙砖的官方窑户,因此摊派烧造城砖的任务十分繁重。坯土光靠洪口墩窑址周边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只能到洪口墩外的周边地块去取土,据村民许浩炳说,洪口墩东大河对岸的圩田,就是烧造城砖时取土形成的,所取之土用木船装运到洪口墩制坯场。

  洪口墩的土粘性很好,尤其是这里独有的黑土,粘性极佳,一般的城砖为青灰色,而洪口墩的城砖中发现有不少高质量的黑色城砖,即是黑土制坯烧制而成的。这种黑土在洪口墩西侧的浪滩河河堤中亦有发现,该河约有10多亩水面,形似水盆,河底平整,不象自然河床。

  在浪滩河河床中,出土有古时的水车石质轴座,双轴槽,此轴槽磨损严重,是取土工地上水车的配件。在同一河床还出土有牛骨和牛牙齿,牛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用作取土场地的车水动力。取土后要用筛子筛去杂质,然后放入水塘浸泡,再把水牛赶入塘内踩踏、踩熟,浸透后取中间土质细腻的部分制成砖坯,晾干待用。浪滩河就是当时取土、浸泡、踩踏、制坯的工场。由于取土造成低洼,所以还要用水牛或人力车水,以排出多余积水。根据地形分析,浪滩河西侧的几十亩土地亦有可能因取土而变成了圩田。

  洪口墩洪武窑除了烧制南京明城墙砖外,还烧制了无锡城砖以及官方督造的墓砖,以后延续烧制了大量的民用砖,现在还能在墙壁上发现不少刻有洪一、洪二、洪三铭文的精品青水砖。制砖年代之长,加上烧造如此数量巨大的官方大砖和民用青砖,可想而知,要消耗多少坯土!所以取土范围不得不向洪口墩周边地区扩展。

  三、洪口墩洪武窑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概况

  洪口墩窑址位于锡邑开化乡(今滨湖区),水陆交通优越,陆路有城区通往南方泉的官方驿道。洪口墩西偏即葛埭桥,驿道由此桥通过。相传葛洪曾止此,故桥名葛埭,淹名洪邱。

  再往西即雪浪山,相邻群山连绵。山中树木是烧窑柴料的主要来源。

  水路中,洪口墩北端有东西向通畅的洪邱淹,洪邱淹东接棠干河,西连长广溪,长广溪又南通太湖,北接蠡泽,再由蠡泽出锡城至江阴,进长江西行可直达南京。洪口墩东西两侧,有东大河和西大河,北接洪邱淹,南通银渚港出南太湖,故水道纵横,柴料、坯土及城砖的运输十分便利,符合了朝廷在长江沿线摊派制砖任务方便水运的规定。

  因为洪口墩砖窑三面近河,烧窑用水十分便利。当时装运城砖的河浜,洪口墩的村民如今还称为窑坞浜。

  四、洪口墩洪武窑的有关历史遗存

  洪口墩窑址在今高墩北端,沿河百亩土地因制砖取土己变为低洼田,在解放后的历次抗洪排涝中,都挖取窑址台地之土,用来加固堤岸,窑址也由此逐渐消退,但村民尚可指出窑址方位。窑户后裔曾在窑址挖出刻有常州府无锡县铭文的城砖,后砌于自己的房墙之中。如今窑址周围仍可见烧窑制砖时留下的大量陶块,装运城砖的窑坞浜也见有大量碎砖残瓦。

  窑址虽为南窑、北窑、西窑,即洪一、洪二、洪三3处,但每处可能还有若干窑群,据窑户后裔许海金说,大坟上约有5~6只,可惜窑都已填去。洪口墩总共有多少座窑,无从考证。现存的窑户老宅,系明代建筑。该宅前造为门厅,门厅后为天井,天井面北有雕花墙门,墙门上方的砖雕大字为:“长发其祥”。墙门的两侧有金山石雕花门守一对。天井北为客堂,客堂后为房间,北为后造。原老宅中有板壁,据宅主许海金讲过,大跃进之前板壁上曾糊着无锡县府的有关告示,旧时常用纸来糊板壁上的缝隙,可能是窑主后人将告示作为废纸糊上的。此窑户的左邻右舍一排5间平房现在也都是老宅,西邻第二间原来也有墙门,后拆除改造。东邻外墙为夯土墙,墙土中也隔杂着不少碎陶片。这些明代老宅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雨苍桑,后人仍居住其中。 解放前后洪口墩尚留有不少夯土墙和土坯墙,墙土中都夹杂着陶子和陶片。

  洪口墩明洪武窑遗址除散落在周边的大量陶块外,在村前屋后、断墙残壁、猪圈灰棚中,发现了不少完整的城砖,以及标有洪一、洪二、洪三字样的民用青砖。窑户村上的许姓家里,曾在猪圈中拆出几十块城砖堆放于宅后,后不知去向。另据洪口墩杜氏说,他家祖传老宅天井地下及东邻墙壁中有很多城砖。就连笔者居住过的顾巷上,也在断墙和灰棚上发现了刻有铭文的城砖。估计在洪口墩的民居建筑中还有不少城砖未被发现。

  五、从城墙砖上的铭文看制造城墙砖的管理制度

  1、洪口墩洪武窑城墙砖上的铭文

  洪口墩洪武窑烧制的城墙砖已经被当地集藏爱好者作为藏品收藏,他们收藏的这些城墙砖大多刻有铭文。如张炳贤收藏的城墙砖上的铭文是:

  (1)“常州府无锡县提调官县丞贾从善”。

  (2)“司吏朱原作匠章裕洪武七年 月 日”。

  (3)“□□杜中小甲□□德□许关寿坯匠钟添二□□张通五□亨”。

  (4)“□□□□□福二□□许关寿坯匠钟添二□□□何付六李升一许兵”。

  笔者亦收藏有4块城墙砖,其中2块城墙砖没有文字,另2块城墙砖的铭文与上述城墙砖(2)相同。除此之外,朱经球也收藏有2块刻有铭文的城墙砖,发现窑址的王晓羿老师共藏有13块洪武窑铭文城墙砖,其砖上的铭文同上述城墙砖(1)、(2)外,还收藏刻有“彭城司吏张中圭,县丞高彦”铭文的城砖。而家住洪口墩的李荣升最近在自已老宅下挖出一块城墙砖,砖长41.5厘米,宽20厘米,厚11厘米。此城墙砖两则的铭文多达72字,涉及人名15人,其中府官3人、县官2人、地方管理人员3人、匠人3人、人夫4人。是洪口墩洪武窑至今见到的城墙砖上文字最多的一块,也是城砖上留有人名最多的一块。其铭文如下:

  “常州府提调官通判汤德知事彭源司吏张廷圭 无锡县提调官县丞周炳司吏高彦 总甲许彬甲首钱启□□章四 窑匠章杰许关寿坯匠钟添二 造砖人夫雇付二付通三张□寿邵祥”

  2、从城墙砖上的铭文看制砖的实名责任制

  从这些城砖的铭文中看出,烧造南京明城墙砖的实名责任制落实得相当到位,组织也十分严密。构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实名制管理责任体系。州府县所派官员负责监督调运,参役基层组织中的总甲、甲首、小甲则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基层管理者,也是直接造砖的人夫。从这些铭文中可以看出砖产自哪里?谁制的砖?谁烧的窑?何人监制?由谁调度?责任一清二楚,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责任人就要治罪。

  洪口墩村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由于朝廷摊派给无锡县烧制城墙砖的任务繁重,造成洪口墩可用坯土越来越少,不得不到墩外取土,这样就增加了工作量和提高了劳动强度,烧窑的柴料亦非常短缺,有人算过,每烧一窑出800块大砖,约需柴料4200公斤,以洪口墩6只窑计算,每烧4800块大砖需用柴25200公斤,而这些柴料都要从山区收集运来,加上锯料劈晒,劳动强度很大,服役人夫又有限,因此坯匠人夫就想出了一个偷工减料的办法,在制土坯时,将稻草挽成草卷,包在土坯中心,然后烧制成砖,既省工又省料,成砖后砖心是空的,当时验收城砖质量的要求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官府派人验收时,空心砖敲打的声音很响亮,附合质量要求,但结果断之有孔,为此,被追究责任,因此,有关当事人受到了牢狱之灾。

  当然传说无从考证,但是按照洪口墩及其周边地段的现状分析,确实用去了大量泥土,我们可以从制坯用去的泥土数量之多,来推断出所制城砖的数量之巨。可想当时人夫的劳动强度之大、辛苦程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频频出现在城墙砖铭文中的“常州府提调官通判汤德”,就是负责监造无锡县洪口墩城墙砖的督工官,因为监造城墙砖有功,于洪武十一年由常州府通判升任为苏州府知府。由此可见,当时严格的实名责任制,职责明确,赏罚分明,为烧造出高质量的城墙砖起到了重要保障。

  3.从洪口墩洪武窑城墙砖铭文看农村基层组织

  从南京明城墙砖看出,城砖的烧制和运输,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虽然朝廷指派了府州县辅官担任各级提调官,具体负责城墙砖的督造及水运事宜。但是大量的工作仍需要依靠农村基层组织来协调。

  现存的南京明城墙砖文,最普遍的格式为"总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洪口墩制造的城墙砖上面的铭文附合了这种格式。录数条相关砖文如下:

  (1)常州府提调官通判汤德知事彭源司吏张廷圭无锡县提调官县丞周炳司吏高彦总甲邓可仁甲首李章小甲冯进二窑匠章裕谢成坯匠杨□□造砖人夫陈长张福一□□福严隆三佘□

  (2)常州府提调官通判汤德知事彭源司吏张廷圭无锡县提调官县丞周炳司吏高□总甲华安甲首玄通寺小甲□贵二窑匠曹真陈秦保坯匠管寿八造砖人夫王三冯付二安道倪通

  (3)常州府提调官通判汤德知事彭源司吏张廷圭无锡县提调官县丞周炳司吏高彦总甲许彬甲首钱启小甲章四窑匠章杰许关寿坯匠钟添二造砖人夫雇付二付通三张□寿邵祥

  从上面列出的城砖铭文中都刻有总甲、甲首、小甲的基层组织机构,说明朝廷为了便于管理,专为城砖的烧造和运送设立了总甲制,据砖铭记载推断,无锡县的总甲制起始于洪武七年(1374)前。总甲制的基础仍是当时农村的基层组织,总甲和甲首为当地的地主阶层。而铭文上的造砖人夫即是按田均摊的劳动力,砖铭中的总甲许彬、甲首钱启会不会就是洪口墩的有钱人家,地方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或者就是当时的窑主?在上列第二例中有甲首玄通寺的出现,说明当时寺院也被指派参予了烧造城砖的管理。从铭文中总甲、甲首、小甲人名的变动中看出,基层管理人员不是固定的,劳动力也是安田出夫轮换服役的。在其它地方烧制的城砖铭文中还反映出在实行总甲制的同时,还保持了原有的里长制。

  六、从城砖的铭文看当时民间流行的俗字及民间书法

  洪口墩洪武窑烧制的城墙砖不是每块都有铭文的,据村上的老人说过,每烧制2000块城墙砖方才配制有1块铭文砖。可见铭文砖十分宝贵。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官方统一推行的文字之外,民间一直流行着一种俗字,如宋元以后流行的“宝、万、礼、听、旧、刘”等等,这些字与今天的简化字完全相同。而明南京城墙砖大多为地方基层组织及役夫所造,书写者大多为民间能书善写者,故铭文中频繁出现当时民间流行的“国、刘、窑、云、礼、时、邹”等等俗字,这些俗字亦与现在的简化字相同。其中还存在不少异体字和错字,数量之多,堪称集俗字之大成。

  洪口墩洪武窑烧制的城砖,其铭文字数之多、录有姓名之多在南京城墙砖之中是少有的,多种款式的铭文书写同出一人之手,属书斋体一类,可能是地方官员所书,或者出于地方秀才之类文人之手,虽以官体楷书为主,但受民间书法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书风已有了不少变化,且渗入了俗体字“窑、关”等。繁体字“无”字的四点变为一横略带回勾,“善”在羊部下直接写成了“古”字,省略了2个点。在局促的章法中,字随形变,结字方里带扁,紧奏而不失舒展,规矩而又显随意。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说“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意,构字亦紧密非常。”这段话就是赞美民间书法具有浑厚朴质,骨肉相生的质感、美感和情感。城砖上的文字经过雕刻、模印、烧制,又经过风雨的浸蚀和岁月的打磨,显得苍劲而温润,古朴而雅致,不失为爱好者值得欣赏的书法作品,无怪乎不少藏家以收藏铭文城砖为乐事。

  总上所述,明南京城砖上的铭文,所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是元末明初社会经济状况综合反映的部分缩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体制、税务制度、民众生活、工艺技术水平等政治、经济状况。还涉及汉民族姓名演变、人口构成、文字和民间书法等诸多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了一部独特的具有多重元素的砖文书籍,所以明南京城墙铭文砖,极具文物保存和历史研究价值。(浦耕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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