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岁坊巷说尊老掌故

　　年底，无锡崇安区百岁坊巷社区结合环境整治，在社区西口建坊门，粉墙乌瓦，额题“百岁坊”三个金色大字，让人不禁想起这个古老巷子的前世今生，以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尊老优良传统。百岁坊巷明代称泥巷，后称南仓厅巷，清嘉庆九年（1804年）巷内居民黄嵩来妻陆氏高寿102岁，官府依例在巷口建百岁牌坊，但当时牌坊上题写的不是“百岁坊”三字，而是“贞寿之门”四字。这其中的缘故很多人并不清楚，且听道来……

　　清代百岁牌坊：“升平人瑞”与“贞寿之门”

　　泛读中国史，可知清代是建造百岁牌坊最多的一个朝代。就无锡而言，清代无锡百岁牌坊不止当时南仓厅巷黄陆氏一个，而是至少有五六个之多。如雍正年间（1723-1735年），招义乡（今洛社一带）有为百岁翁陆昌运建立的升平人瑞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扬名乡黄善之妻金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西门街卢昌宗妻顾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城头弄刘浩成妻张氏等都因寿登期颐之年，而建造百岁牌坊——贞寿之门坊。

　　清代江阴、宜兴也有多个百岁牌坊。如江阴吴乃铭道光三年（1823年）100岁、刘大楷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100岁，宜兴殷定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101岁，都依例建造升平人瑞坊作为表彰。

　　综合上述情况分析看，清代百岁牌坊分两种，一种为男寿星建，称升平人瑞坊，一种为女寿星建，叫贞寿之门坊，而当时市井口语由于重男轻女习惯，将贞寿之门坊简称为百岁坊。

　　所以，清代县志在记录百岁牌坊时，对于男寿星大都特别写明升平人瑞坊，而于贞寿之门坊一般只简称百岁坊。于是作为地名，清代无锡南仓厅巷由于建有黄陆氏百岁坊出了名，巷名也因之渐渐改称为百岁坊巷直到现在（“文革”时一度改名为“幸福巷”）。

　　清廷文件表明：有清一代男寿星升平人瑞坊与女寿星贞寿之门坊的“知识产权”都属于康熙皇帝。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50岁时谕旨：“百岁老民给予升平人瑞匾额，并给银建坊。节妇寿至百岁者，给予贞寿之门匾额，仍给建坊银两。命妇亦如之。”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又重申补充宣布：“向例老人年逾百龄者，奏给坊银三十两，并升平人瑞匾额。年至一百十岁加一倍赏赐，至一百二十岁者加两倍赏赐，更有多得寿算者，按其寿算，加增。著为定例。”清廷将尊老称为“优老”。由于康熙雍正两代皇帝连续大力推行百岁牌坊优老政策，并将之制度化平民化，全国各地由此出现百岁牌坊建造热。

　　县志中有关百岁老人的记载，大都只记下姓名、年龄等少量信息，其他情况多数不详。不过宜兴有部县志，较为详细地记录清末一位女寿星事迹，因而显得格外珍贵。据说宜兴监生朱广寿妻何氏，生性朴实，言语不多，勤劳家务，孝敬公婆，34岁时丈夫去世，家中赤贫，朱何氏日夕纺织，维持生活，坚持数十年，家境富裕起来，还督促两儿耕读兼营商业，带领儿媳妇们里外忙碌，老而益壮，活了108岁，五世同堂，官府依例建贞寿之门坊褒奖。这记载现今读来还是那么励志振奋。可惜的是，由于封建社会重男轻女，这位勤劳致富的百岁寿星虽荣登史册，却只知其姓何。

　　明代褒奖百岁寿星形式多样

　　明代无锡、江阴、宜兴三地县志未见有建造百岁牌坊的明确记载，但对百岁寿星的褒奖形式多样，既有朝廷积极性，也有地方行为。

　　比如明代江阴有一位名叫赵璞的男寿星100岁，朝廷下旨赐给冠服，即奖励官员制服。至万历时江阴城来昭坊曾有女寿星，范纲妻许氏106岁。范许氏在丈夫去世后，就与出嫁的女儿一同生活，其女儿寿80余岁，侍奉母亲十分周到，因而江阴街头时常见到一对白头母女相互搀扶散步，天伦之乐温馨动人。当时的苏松常镇兵备副使听说此事后，亲自接见这位百岁寿星，每年发给范许氏粟帛，补贴照顾其生活，并亲笔题写“天钟壶瑞”匾额悬挂其住宅门楣之上，以示荣耀。

　　宜兴赵氏在丈夫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乌程知县吴梦熊去世时才24岁，自己两儿子尚在襁褓，前妻遗留一子瘦弱多病，生计困难，这位年轻寡妇矢志守节，勤俭持家，抚养三子长大，天启六年（1626年）旌为节妇，后至崇祯间（1628-1644年）其子贞启、贞毓先后考中进士。这位命妇兼节妇，总共守节77年，寿至101岁，未见有为她建造百岁牌坊的记载。这可能与当时政治局势动荡有关，崇祯末年朝廷被农民起义与满人入侵扰得焦头烂额，接着满人入主中原，忙于与南明作战，一时都无暇顾及此类事所致。比吴赵氏稍早的宜兴湖洋顾蒋氏，104岁，以孝敬翁姑闻名，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宜兴知县陈翼飞“旌之曰‘期颐壶瑞’”，但史籍未载明是建造牌坊，还是赐予匾额。

　　无锡史上最高寿的百岁老人是明代周受谊，116岁，南宋景定间（1260-1264年）出生，历元至明，明初太祖朱元璋亲自接见，赐其酒，复其家。周受谊生在梅村，曾一度寓居昆山，卒后归葬无锡。明代文人王世贞认为周受谊是昆山人，是不了解全部情况的片面说法。

　　至宣德间（1426-1435年）无锡有位老翁陈复我，自小学医，终生行医，尤精痘症，不饮酒，饭量大，寿102岁，明代著名清官当时江南巡抚周忱以“国耆”旌之——相关审判记录也未说明是建牌坊还是赐匾额。

　　比102岁陈复我稍晚，无锡又出现一位110岁的寿星茹文中。茹文中家贫，有医术，67岁时还到北京行医谋生，后因年老滞留京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朱祁镇复辟再登帝位，茹文中当时104岁，太监将京城有百岁寿星的消息报告后，英宗立即召见，赐冠带袍靴，又诏顺天府设宴招待，再诏勋贵高官太监们都出“份子钱”祝贺，茹文中因此一日就得到千金！此事明清时广泛传播，全国各地茹姓都引以为荣，将之写入茹姓宗祠通用对联“寿越期颐，朝端与宴；少负气节，吏治有声”。上联“寿越期颐，朝端与宴”，即指茹文中104岁时在北京得到英宗召见等一系列奇遇佳话，鼓舞人心。

　　“厚德懿行著于乡党，不独尚年尊齿而已”

　　我国农耕社会历史绵延四五千年，人们春种秋收，辛勤耕耘，却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时时侵扰农耕生产，缺乏安全感，而老年人生活、生产经验丰富，对于人们预防、抗御风霜雨雪虫鸟各类自然灾害都能直接提供智力支持，从而发挥关键作用，尊老有着保护生产力、保障丰收的重要意义。所以，早在工具落后、科学知识匮乏，文明还是一抹曙光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尊老已是蔚然成风，从上古开始至先秦以下直至现在，代有承袭，成为优良传统。

　　各个朝代尊老都有特色。汉代“王杖”尊老特色就很鲜明。

　　汉代尊老之制，始于高祖刘邦时（公元前206-195年），曾颁布免除年七十以上者刑罚等规定，至宣帝刘询时（公元前73-49年），开始年八十以上者授王杖的制度，至成帝刘骜时（公元前32-7年）把授王杖年龄降至七十以上。据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者九尺，端以鸠鸟为饰”。当时每年八月县府派人挨户对照户口簿核对年龄，颁给70岁老人木杖，因这木仗是以天子名义发的，称王杖，又因仗头雕有斑鸠，也叫鸠杖。汉代一尺约现在的21cm，王杖九尺约1.8米，老人手持这一人多高的木杖在人群中很醒目，可以自由出入官府，在天子道上行走，做买卖免税，种田不交租等，而且神圣不可侵犯——1981年出土的武威汉简有相关记载：汝南一王姓男子殴打持王杖老人，被判斩首弃市；长安一基层小官，因一持杖老人有犯法的嫌疑，擅自扣留老人，也被处以极刑示众！

　　汉代之所以这样严苛执行尊老律令，是因为享受过尊老“红利”。高祖刘邦刚登上皇位时，全国经济凋敝，财政拮据，他乘坐的马车都挑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但在推行包括尊老在内的休养生息措施五六十年后，到中国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国库里钱已经多得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

　　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在生产力方面的影响日益淡化，但其道德楷模作用又得到人们重视与推崇。江阴县志载，宋代江阴吴仲宣100岁，他居住的澄江门外仁寿坊，就因他得名。明代无锡碧山吟社之所以能在明代众多老年诗社中发出特别光彩，是碧山十老成立诗社时就提出了道德自我修养的宗旨与要求。清代《嘉庆无锡金匮县志》编纂者则明确提出“耆硕”进入县志的标准是“厚德懿行著于乡党，不独尚年尊齿而已”，即要求高龄老年人更要注重以自己的高尚道德品质对社会产生正能量影响。

　　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与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百岁老人越来越多。社会尊老举措与风气也优于过去任何朝代，老年人生活在现在福祉多多。无锡乡贤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以103岁高龄荣膺“2014年年度作家”，这在中国恐怕是第一，世界也是少有的，而且她以自己的行为在民主、文明、和谐，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也有卓越贡献，堪称无锡乃至所有老人的典范。 （石雨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