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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发地

2020

06/18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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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吴地盛产丝绸,是中国历来产丝中心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发地。由吴地经扬州、楚州,沿运河至洛阳,再到长安,这是古代重要运丝之路。

  关键词:吴地、苏州、丝绸之路原发地。

  沟通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指两汉至宋元,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新疆,越葱岭至中亚到欧洲的一条丝绸西运之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是这条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发地之一。

  一、吴地自古盛产蚕丝

  吴地自古以来盛产蚕丝。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州市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丝绢残片、人字细纹丝带和丝线等实物。[1]在距今六千多年草鞋山文化遗址,除出土纬花绞纱罗织物之外,还出土陶制纺轮、骨制梭形器、木制绞纱棒等缝纺工具。[2]1959年,又在吴江梅堰新石器遗址中(属良渚文化晚期)在灰黑色的陶壶上,发现5条头部、躯体与现代家蚕相似的蚕纹,说明这一带已普遍养蚕纺织。[3]《尚书·禹贡》上讲,在夏朝时期,吴地所在的扬州的贡赋“织贝”是一种先染后织,有着贝纹的锦。

  春秋以来,吴国亦多产蚕丝。吴国都城郊外有“桑里”的地名,应是集中栽桑养蚕的地方。在吴王余昧时期(一说在吴王僚九年)在楚国的边邑卑梁(今天长市石梁镇)的处女与吴边邑的少女为争夺桑叶,发生争斗,两女家族发怒而互相杀灭。两国边邑的长官听说后,“怒而相攻。”楚国灭掉吴国的边邑。吴王发怒,就发兵伐楚,“克夷而后去之” [4]《史记》更明确记载,吴攻取的楚地是钟离(今凤阳)与居巢(今巢湖)。[5]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争桑之战。这说明吴国对蚕丝业的重视。

  吴国都城有“织里”之名,应是官营纺织业的所在地。至今苏南浙北一些地方仍留有“织里”的地名。吴王诸樊年间,晋国的叔向至吴访问,吴国贵族上千人穿绣衣、锦衣,装饰舟船前来迎接。可见当时已有式样众多的锦绣衣服。[6]吴国王子季札在余祭四年(前544)到中原各国考察礼乐,随身所带是白经赤纬的缟带。[7]吴王还用锦制帆,锦帆之船航行在王宫的水道上,这条水道称锦帆泾。今仍留有锦帆路的地名。春秋后期吴国丝织品的数量似乎不少。吴王夫差有次赏赐给太宰伯嚭的杂缯就达四十匹。[8]吴王在越军围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下自杀时,用“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 [9]

  吴地是中国刺绣的发源地之一。有人从勾吴的族名,考证出勾乃勾画针刺之意,吴乃“鱼”形。勾吴为刺绣鱼形,是“断发文身“中文身的重要内容。春秋时,吴王至一般贵族,喜用各种绣品。苏州是刺绣的重要发源地。至今,苏绣仍是中国刺绣的重要流派。

  汉景帝时,江都王刘建与闽越王通使,曾送闽越“锦帛奇珍。” [10]在吴地的汉墓中,发现随葬衣服中有绮、绢、绫、锦、缣等丝织品,并染有青、红、黄等各种颜色。三国东吴,丝织产品众多,吴将甘宁“常以缯维舟,去辄(或)割弃。” [11]连兵民之家也“出有绫绮之服。” [12]丝织水平很高,有机绝、针绝、丝绝“三绝之说。[13]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言吴地的贡赋是“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14]晋时江南已有织锦,东晋简文帝为吴郡太守所作的“谢章”中有“制锦何价,棼丝方始” [15]之句,可证此说。特别是东晋末年刘裕灭亡后秦后,把织锦的技工迁至建康(今南京),设“御府锦署”,促进了吴地丝织技艺的提高。

  南北朝时期,江南所出“金薄彩花锦”,是把黄金打出薄片,裁成细丝,包以丝绒织成。这时还有出产绣履、罗文锦被的记载。[16]吴地丝织品的产量不低,一些禁卫的士兵“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 [17]由于消费量大,每当新丝上市,军府竞相收购,促使丝织生产量的进一步增长。梁末侯景反叛时,要求梁朝政府给予锦万匹,以作戎服。[18]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广大民间丝织的产量不断提高。它是庄园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艺文类聚》卷65所引陈肖诠《赋婀娜当轩织》诗,中“三日五匹未言迟,衫长腕弱绕轻丝”的记载,说明民家丝织品生产效率之高。同时吴地的丝织品“裁如白玉璧,缝如明月轮”,[19]质量也属上乘。六朝以来,包括苏州在内的荆扬两州“丝绵衣帛之饶,覆衣天下。” [20]吴地的丝纺织业,起时早,历史久,连绵不绝,产量与质量均日益提高,并催促刺绣艺术的发展。

  二、隋唐宋元形成特色

  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在隋唐宋元时期普遍养蚕,一年四五熟,且勤于纺织,使丝织品形成自己的特色。由于吴地制丝精巧,被称作“吴丝”。唐李贺《李凭箜篌引》:“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去颓不流。” [21]王琦注:“丝之精好者,出自吴地,故曰吴丝。”吴地所产特色丝织品,有一种叫做缭绫。两浙(以苏州为重心的行政区域),缭绫十分有名,它质地细腻,文彩华丽,唐时作为贡品。《新唐书·李德裕传》:“(敬宗)又诏索盘絛缭绫千匹。” [22]元稹《阴山道》:“越縠缭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工不到。” [23]白居易更具体描绘了缭绫之美:“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缭绫织成费工费,莫比寻常缯与帛。” [24]吴绫是纹如冰形的丝织品,它薄而细,光如镜面,是当地特产。《新唐书·代宗纪》:“禁大繝、竭凿六破锦及文纱吴绫为龙、凤、麒麟、天马、辟邪者。” [25]吴绫已成为品牌与标准定式。《大唐六典》卷三“户部”中有关于江南道贡赋品种的论述:“润州,方棋、水波绫;常州,紫纶巾、兎褐;苏州,红纶巾;杭、越二州,白编;睦、越二州,交梭;衢婺二州藤纸、绵;越州,吴绫。” [26]纶巾,是一种丝织头巾。绵,是丝棉。而越州所产的绫,仍称吴绫。唐末昭宗被朱温劫持,便以“吴绫汗衫写诏,间道与钱镠,告以国难。” [27]五代薛昭蕴《醉公子词》:“慢绾青丝发,光砑吴绫袜。” [28]可见吴绫较为光鲜平整。唐时吴地出产的绢,被称作“吴绢”,也是重要贡物。《新唐书·地理志五》:“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吴绢、丹沙、石墨、橘、葛粉、瓷器、纸、笔。” [29]范成大《吴郡志》据《唐书》、《图经》、《九域志图叙》、《大唐国要图》等记载,苏州所贡,有丝、丝绵、八蚕丝、丝布、绫布、朱绫、丝绢、绫绢、乌眼绫衫、段罗等等,其中不少是特色产品。吴地生产的缎罗,可专称吴罗,是官僚所用商品。[30]五代吴越进贡中原王朝的锦绮28万余匹,绢78万余匹。苏州节度使钱元璙贡绫绢多达7千余匹。宋时苏州丝绸产品税量巨大。熙宁七年(1074年)苏州所在的两浙路,一年就上供帛983万匹。[31]

  宋元时期,吴地桑柘甚盛,缫丝之声相闻,茧箔如山屹立。政府在今苏州、常州、镇江设立官营的绫锦场院或场务,生产绫罗、縠、锦等高级丝织品。徽宗时在苏杭设造作局,生产“织绣”产品,《吴郡志》所列苏州的“坊市”中有绣锦坊、绣衣坊、袞绣坊等名称,说明当时苏州刺绣、织锦已很盛行。在苏州云岩寺塔、瑞光塔内发现有五代或北宋时的刺绣经袱。在南宋时出现有装裱书画用的宋锦,一直延续到今天。

  元代在苏州设置机房,生产攀花织造缎匹。在马可波罗笔下,苏州人都身穿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32]苏州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质地精良。1978年,从张士诚母曹氏墓的发掘中,可见一斑。出土的袍袄裙等衣服中,由绫、绸、缎等组成,图案精美。一件薄丝棉袄,为五枚经缎纹心、花五枚纬纹组织以连续曲尺云杂纹饰,间以如意、珊瑚、玉钏、角锭等八宝图案纹,被称作佳品。[33]无疑,在隋唐宋元时期吴地丝织品,以质地精良、花式繁多而著称。一般说来,销往国外的产品是能代表国家技艺水平的上乘之作。因此,苏州是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三、从苏州至长安丝路探析

  两汉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长安(今西安)缺乏丝绵。长安处于关中,经济在古代较为发达,但缺蚕丝。本来规定关中京兆、同、华、岐四州的租调用绵绢,但是由于资源不足,因此在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皇帝下敕,称“关辅既寡蚕桑,每年庸调并宜折纳粟,造米支用。” [34]又据《新唐书·地理二》,长安与所在关内道的贡赋没有丝绢一类的东西。[35]且隋唐长安作为首都,丝绸消费量不小。可见,长安的丝绸由全国各地运来。

  其运丝路线,考查如下。秦统一中国,设驰道多条,其中东南一条,直通吴楚,吴地多水,多通水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江南的线路是出褒斜或函谷关,先到云梦(今湖南北洞庭湖附近),再沿湘江至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县南),然后从长江东下,至丹阳(今南京市南),到钱唐(今杭州)。而北归路线是从吴(今苏州)至江乘(今镇江市西)渡江北去。再经邗江,沿海至今山东。[36]这条线路,还是基本沿春秋时吴王阖闾与夫差所开的通江水道西行,到镇江附近渡江北上。这是古代运丝路线。通江水道有两条一条从今苏州出发,经今望亭,无锡、常州,向西至奔牛,孟河入江,从望亭算起有170里。它沟通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浸溉。[37]一条从今苏州平门出发,“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鱼捕,入大江,奏广陵。” [38]巢湖,亦作漕湖,今存于苏锡交界处;梅亭即梅村;扬湖,一称阳湖,在锡常交界处;鱼捕,即今江阴利港。两条人工河流,均通向长江,再至广陵(今扬州)。为了北上争霸,吴王夫差于十年(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江,沟通江淮,“于邗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今淮安市)入淮。” [39]《水经注》称邗江为中渎水,更具体地记述了邗江的走向,“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旧道东北出,至芝博、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乃至山阳矣。” [40]使太湖流域与淮水相通。过了四年,夫差为了与晋国决一雌雄,从今淮安出发,进一步开发了沟通商鲁之间的水道,“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于黄池。” [41]这条水道从今荷泽至鱼台与泗水、济水连通,可直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当时,吴楚战争也多在淮水一线。吴到中原,无论水陆交通,取淮河之道,较为便利。

  战国中期,魏惠王罃对鸿沟进行了开拓与疏通。传鸿沟大禹时已进行了治理。战国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此河从今河南荥阳县开挖,引黄河水,至圃田泽称大沟[42],向东经今中牟、开封,折向南方,经许昌之东,太康西,至淮阳,通淮泗。鸿沟的一些段落,后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一部分。秦始皇时曾对鸿沟进行了一些整治,使“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43]这一条后被称作汴河的鸿沟,是运河通济渠的雏形,是吴地通向中原的重要水道,也是丝绸运输通道。

  在西汉时期,洛阳与长安之前的交通依靠黄河与渭水,但渭水水浅。在汉元光六年(前129年),用郑当时之言,从长安凿漕渠,引渭水,沿南山之麓,再至渭水出黄河,全长300余里。“渠成,水大便利,民得以溉。” [44]三国时邓艾在中原广开漕渠,“泛舟而下,达于江淮”。[45]隋开皇元年(581),郭衍再次开挖漕渠,从大兴城(今长安)北,引渭水至潼关“四百余里,关中赖之,名富人渠。” [46]四年,宇文恺在原有基础上,开广通渠,使关中与中原连结起来。因此隋唐时代,京洛之间交通尚称通达。一直到朱全忠迁都洛阳,此道才衰歇。

  隋唐时江南诸州货物依靠大运河运送。[47]隋炀帝时建设洛阳通往吴地的大运河。对原有人工、自然河流,进行整治并开挖新河,建大运河通济渠段。大业元年(前605年)“发河者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48]自洛阳城西的西苑,引谷、洛两水,循阳渠故道注入黄河。接下来往东,利用黄河水从洛口延至河阴县西的板渚,再从板渚,引河水入汴渠,从今商丘,经彭城(今徐州)入泗,沿泗水南下至淮安。另一说,通济渠至商邱后利用蕲水,“流经夏邑、永城、宿州、泗县而东南入淮。” [49]这两条路线在隋朝与唐朝初年,是并列而用。在开通济渠的同年,隋炀帝“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淮安)至扬子(今扬州)入江,渠广40步。”这条水道,又称山阳渎,是将春秋时所开邗江进行开阔,疏浚并拉直,避开了绕道射阳湖的迂曲。在上述两条河建成后五年,大业六年(公历611年初)“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50]未数月,即建成了这段经过“沃壤二三州”的江南运河。由通济渠、邗沟、江南河连成的大运河,是吴地通向长安的一条动脉。这里,还必须指出,在建运河时,两岸大堤即成为陆道。如通济渠河畔筑御道,树以柳。邗沟亦“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40余所。” [51]大堤道路又称“塘”,故大运河又叫塘河。运河不是单纯的河流,而是水陆并用的通道。江南诸州北上,以水路为主。北宋,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 “其后陆路不便,悉从水路。” [52]从江南河,经邗沟、通济渠,到洛阳,再过渭水或通惠渠到长安。这是隋唐时期一条重要的丝绸运输之路。此河“自唐迄今(宋),皆以为莫大之利。” [53] “春船载绮罗”,[54]利用水道贩卖丝绸,已成当时中国的一景。

  四、从贡赋看丝绸流向

  贡赋,是该地的特产或通过贸易等手段而易得之物。据《大唐六典》与《元和郡县图志》,运河沿线各州贡赋反映丝绸的特色。淮南道的赋,是丝、绢、绵布。河南道的赋是绢、絁、绵、布。其中,广陵郡(今扬州),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等。淮阴郡(今淮安)贡赀布(细麻布)、孔雀布。彭城郡(今徐州)贡绢、丝紬。临淮郡(泗洪一带)贡绵二十屯及锦等。睢阳郡(今商丘)贡绢二十匹。陈留郡(今汴州)贡绢二十匹,荥阳郡贡绢二十匹等。淮安郡(今毫州)贡绢二十匹。淮阳郡(陈州)贡绢十匹,汝阴郡(今阜阳)贡绢二十屯,及絁、绵。临妆郡(汝州)贡絁(粗丝)二十匹,颍州郡(今许昌)贡绢二十匹等。汝南(今仍名)贡双丝绫、鸂鷘绫等。其中淮阳、颍川、临汝、汝阴等郡的调是以絁绵为主。[55]从上可知,从吴地(包括苏、常、湖、杭润等州)到洛阳,形成一条丝绸的连接之路。

  亚欧陆上丝绸之路的原发地有多处,但唐宋以来,吴地是重要原发的地位,不可动摇。据《宋会要》,宋时每年各地上贡的丝织物,罗十万零六百余匹、绢二百八十七万六千余匹、绸四十八万六千七百余匹,其中两浙路分别占66%、37%、27%,在全国各路中占绝对领先地位。同样作为丝绸之路原发地的巴蜀,其丝绸产量,要逊于两浙。如宋后期,苏杭织造局有织工9600多名,为宫廷生产了大量的绸缎,而成都织锦院,仅有机房11间,织机154台,织工仅153名,与苏杭织造局不可同日而语。[56]

  总之,吴地是中国丝绸的重要产地,丝绸主要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流向长安。吴地是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戈春源)

  文献:

  [1] 《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一期

  [2]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书》第3辑

  [3] 陈晖等《苏州市志》第三册第9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吕氏春秋》第192页,《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5] 《史记》146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6] 《说苑》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7] 《春秋左传集解》第1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 《越绝书》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9] 《吴越春秋》第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 《汉书》第241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 《三国志·注》第129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 《三国志》第146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 王嘉,萧绮《拾遗记》第17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 《文选》第176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15] 范成大《吴郡志》第13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6] 《陈书》第88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17] 《宋书》第1562-156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8] 《梁书》第841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19]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40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 《宋书》第1540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21] 《全唐诗》第9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版

  [22] 《新唐书》第532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 杨军《元稹编年笺注》第135页,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24] 《全唐诗》第10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版

  [25] 《新唐书》第17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6] 《大唐六典》第61页,広池学园1973年版

  [27] 《杨文公谈苑》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8] 林大椿辑《唐五代词》第120页,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

  [29] 《新唐书》106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0] 见吴曾《能改斋漫录》第4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1] 《宋史》4234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32] 《马可波罗游记》第174页,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33] 《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34] 《大唐六典》第54页,広池学园1973年版

  [35] 据《新唐书》第96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6] 《史记》第26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37] 《史记》第140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38] 《越绝书》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9]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7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

  [40] 郦道元《水经注》第457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41] 《国语·吴语》第219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

  [42] 《水经注》第130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43] 《史记》第140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44] 顾祖禹《读书方舆纪要》第247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45]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141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46] 同[44]

  [47] 杜佑《通典》第57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48] 《隋书》第63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49] 马正林《唐宋运河述论》,《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50] 《资治通鉴·隋纪四》第5652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51] 《资治通鉴》第5618-5619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52] 《燕翼诒谋录》第4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53] 王曾《王文正笔录》第6页,《说库》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4] 杜荀鹤《送人游吴》,《全唐诗》第17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

  [55] 以上材料,见《大唐六典·户部》与《元和郡县图志·食货六》

  [56] 以上材料见宋执群《苏州丝绸》第41-4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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