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之城探赜

　　无锡之城，历史上建过大小好几座。最早当是太伯在梅里（今梅村）所筑的吴城，又名太伯城。太伯，周太王长子，为让王位，偕弟仲雍，东奔荆蛮，自号句吴，筑城立国。“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带来中原先进技术和文化，并与当地文化、技术相融合，率领人民开河挖渠，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吴越春秋》说：“（时）遭殷之末，世衰，中国（指中原）侯王数用兵。恐及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周三里二百步，当为内城，即核心区域；外郭三百余里，如果以梅里为中心画一个圈，其范围大致北到芙蓉湖，南到太湖，西至十八湾丘陵地带，东至常熟、吴县一带。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外郭不一定筑城，可能是利用山川河流、要道路口等地形地貌，设置一些蕃篱为哨卡边关，常熟原有蕃篱之称。遇有敌情，白天燃烟，黑夜举火，传递信息。《毗陵志》：“自太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3年），阖闾始城姑苏，而迁都焉”。梅里作为句吴国都城，从太伯到王僚二十三代，近六百年。

　　地处江南海滨（其时江阴即是长江入海喇叭口）一隅的句吴小国，自太伯至17世吴王去齐时，与中原各诸侯国一直相安无事。至18世吴王寿梦当政后国力渐强，吴国开始强大起来，并逐步加入诸侯争霸的行列。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上台后，在伍子胥、孙武等贤相名将的辅佐下雄心勃勃，准备逐鹿中原，一争霸业。并令伍子胥在今无锡与武进交界处的闾江口修筑阖闾城。阖闾城遗址于1956年就被列为江苏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专家最近考古、论证，阖闾城内有东城和西城两个小城，面积达2.98平方公里，与《越绝书》中“城中有小城二”的记载相吻合。阖闾城的外围有龙山石城和胥山湾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阖闾城有城有郭，堪称春秋时期长江下游最大的城池。吴王阖闾是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其在位二十年间国力大增，东征西伐，吴国疆域有了大的扩展。公元前496年阖闾兴师伐越，大战于槜李（今嘉兴南），伤趾而殁。吴王夫差继位。夫差是一位亡国之君，他好大喜功，听信奸佞，沉溺女色，玩物丧志。他酷爱养鸭和麋鹿，特在今东亭、后宅分别建有养鸭和养麋鹿的两座小城，名叫“鸭城”和“麋城”。《梅里志》说：“鸭城。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泰伯乡。又有糜城，去鸭城不远”。今鸭城早已不见踪迹，但鸭城桥尚在，麋城无所考。明代南京兵部主事秦夔写过一首诗云：“闻说吴王养鸭时，年年来此拥西施。豪华已尽江山变，落月秋风动疾藜。”养鸭、养麋鹿的城，严格来讲不能算城，大概类似当今的“娱乐城”、“皮革城”一类吧。此类城，无锡历史上还有有名的“楝城”。在宋代，嶂山有老虎。《锡金识小录》载：“许舍山中多虎，童男女昼不出户。尤侍制叔保（吏部尚书尤袤的父亲）居之，使人拾楝树子数十斛，作大绳，以楝子置绳股中，埋于山之四周。不四五年，楝大成城，土人呼为‘楝城’。乃作四门，时其启闭，虎不敢入”。用楝树围起一道绿色的“楝城”，既保护了居民的安全，又保护了野生动物。

　　越灭吴后，“残其国，灭其社稷，夷其宗庙”，进行了毁灭性破坏。因此在考古中至今尚未找到太伯城遗址，阖闾城遗址虽明，但考古未见文化层。越灭吴后139年，于公元前334年，楚灭越，无锡成了楚地。楚国派春申君黄歇管理江东。春申君是楚之贤相。《史记》云：“春申君故城吴墟，以自为都邑。”城在无锡，世称黄城。《无锡金匮县志》说：“黄城，在县西十二里开原乡”。唐代陆羽《惠山寺记》：“望湖阁西，有黄公涧。昔楚考烈王之时，封春申君黄歇于吴之古墟，即此也”。这座黄城应在今锡惠公园一带，如今惠山尚有“黄公涧”、“春申君饮马处”等遗址。春申君管辖江东十二县，范围较大。据此推断，所谓“黄城”可能是个类似于衙门的府邸所在，在无锡单独造城的可能性不大，也无考古资料佐证。

　　汉初无锡置县，其时应该始建县城，但未见史料记载。关于无锡县城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东汉《越绝书》：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高一丈七尺，门皆有屋”。这说明汉时无锡已有完整的县城，并设有城门、城楼。南朝无锡城大为缩小，《南徐记》载：无锡“旧罗城四里三十七步，子城一百七十步”。当时的城墙用土夯筑，经不起风雨的浸蚀，不用多少年就破败不堪，需要重修，因此大小时有变化，但无锡城址大体位置历经两千多年未有大的变动。

　　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御。修城墙当与战乱相关。唐末至五代十国，军阀混战，为防务需要，唐末吴王杨行密在无锡扩城并加筑外郭，城门在原4个正门（东为熙春门，南为阳春门，西为梁溪门，北为莲蓉门）的基础上开设顾桥门、新塘门、董家门3个偏门。宋代商贸繁华，城从城池（防务为重）逐步转向城市（防务与商贸兼顾）。宋乾兴元年（1022年），无锡县令李晋卿重筑子城，范围有所扩大，“东接运河，西距梁溪”。但外城没有修筑，以至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金兵南侵时，无锡竟无外城可守。此后，无锡历次修筑城墙重于修外城，内城逐渐废弃。

　　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至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无锡县改为州，城称“州城”。元朝禁止汉人修城或筑城，至元末无锡城墙已颓废。元王仁辅《无锡志》说：“今州城虽废，迹犹可见，城有七门”。元末农民大起义，元朝廷下令各地修筑城墙。元至正15年（1355年）无锡开始重修城墙。两年后，于元至正17年张士诚占据无锡，为使城墙牢固，使用砖石砌筑，形成了砖石、泥土混合结构的城墙，结束了无锡土城墙的历史。据史料载，元末明初无锡城墙“周围九里，高二丈，池（护城河）深二丈，宽七丈”。龟背状县城基本形成。

　　明朝开国后，于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无锡又修缮了城墙。此后长期无大的战争，社会比较稳定，经济蓬勃发展，无锡人口已增至7万以上。但是，明朝廷疏于武备，忽视了城墙的养护与维修，至明嘉靖年间，无锡城墙几多倾圯，已成断壁残垣。其时倭寇肆疟,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所不为，危害惨烈。文徵明长子文彭《记无锡城》诗曰：“昔尝经此地，荒草蔽颓垣。狂寇频年至，危城一旦完。”明嘉靖32年（1553年）王其勤出任无锡县令，面对倭寇猖獗的严峻形势，他动员全县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组织民众组成民兵武装，共同御敌。于翌年二月初九开始，举全县之力，加固修筑城墙，经过70多天的日夜赶工，一座条石作墙基，城砖包砌，周围九里，高七米的坚固城墙奇迹般地屹立于无锡大地，并设有四个城门：东为靖海门，南为望湖门，西为试泉门，北为控江门。城门前还设有瓮城，门上修城楼，分别为对育楼、抚薰楼、序城楼、企辰楼。另设三个水关便于船只通航。城成二日，倭寇来犯，先诈后攻，月余未下，锡城得以保全。离战事时间最近的万历《无锡县志》云：“城成二日而倭夷来寇，千雉翼然，竟不能陷”。无锡周边许多县城为倭寇所陷，杀劫无数，唯无锡城得以保全。锡城百姓为纪念县令王其勤筑城御敌之功以及其他善举，特建松滋王侯庙（王其勤为湖北松滋人，进士出身）。高攀龙在《建邑侯王公祠》中写道：“当时是，非城则锡不可守，然非公则锡不可城，非公持之坚，董之法，则不可以三月城。……”高攀龙侄孙高菖生题匾：“干城永赖”。周洵之弟周宏跋中写道：“锡旧无城，城自松滋王公始，城成而倭寇至，锡民乃全”。每年三月初六王其勤诞辰，锡城万民进香祭祀。清康熙皇帝南巡路过此地，目睹了进香盛况，即令停泊，嘱香烛致祭。《锡山揽袂集》载：“圣祖皇帝南巡，驻跸侯庙，恩赐香帛，又即敕加封号，并御书‘翠辇停骖’匾额”。

　　清康熙、雍正、道光、咸丰年间，无锡城墙作了几次修缮，但城墙的形制未有大的变动。清光绪《锡金县志》载：城周1854丈9尺7寸，合十二里一百十步，稍大于汉时外郭。

　　清末民初，随着无锡城市工商业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墙已阻碍了交通，束缚了城市空间的向外拓展，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外，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现代新式火炮、战车（坦克）广泛应用于战场，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弱化。全国一些开埠城市，如汉口、天津、上海等，率先“拆城筑路”。当时无锡许多知名人士也发出了“拆城筑路”的呼声，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荣德生先生1912年提出“欲辟大市街，不可不拆城”。此后，无锡工商人士和地方名流多次集议“拆城筑路”，并将部分城墙和城门先予拆除。至解放时，无锡古城墙不再完整。解放后，无锡市人民政府采纳各界人士意见，于1949年12月无锡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拆城筑路与取缔违章建筑物的决议》。市政府成立拆城筑路指挥部，组织7000多人，于1950年4月1日开工，至1951年3月10日，无锡城墙包括城门、城楼全部拆除，拓建为16~24米宽的环城路（后命名为解放路）。（华根仁）